姜 进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上海 201808)

大陆史学界自世纪之交以来，如果说到域外新史学，一般多有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之名目，也有社会文化史的称谓，甚至还有新社会文化史这个名目。这些名目和称谓，除了“新社会文化史”外，都是从西方史学界引入的。“新社会文化史”这个提法，恰当地反映了国内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路及其与新史学范式如何交叉的强烈兴趣。我在这里以“新社会文化史”为题，意图厘清上述各名目之下新史学实践所共享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假设、方法论、研究重心和特色。我的观点是，这一1980年代始兴的新史学所代表的是古老历史学所经历的一次汤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是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从现代跨入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社会文化史在上世纪晚期蓬勃兴起，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流，给历史学科带来了范式的转变，影响深远。这一范式的转变是在西方社会以民权、女权和广义族裔意识觉醒为特征的民众运动的兴起和民主制度进一步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在科学理论新突破的基础上实现的。(1)关于西方社会推动后现代学术转型的物理学发展背景和社会运动，我之前有过论述。参见姜进：《海外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英文)回顾》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朱政惠主编，王东、姜进副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这一新史学范式在欧美学术界盛行至今，刷新了传统史学的一系列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新方法、新灵感和新认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