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的《神圣人》系列著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描述了一幅灰暗图景：主权者通过决断出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在法律的内部与外部建立起了原初的联结，继而将处于政治秩序边缘的赤裸生命(bare life)重合于例外的决断空间中。因此，例外状态建构了主权者悬置法律并且掌控赤裸生命的权力，而当例外成为常规操作时，它就不可挽回地变成了一架不断制造赤裸生命的机器。《神圣人》系列自其出版后就一直争议不断，尤其是阿甘本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充满争议的社论之后，他在欧洲知识分子心中的形象似乎已经定型。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末日预言家，悲观且偏执地沉浸于自己所创造的一套概念分析工具里。如果不进行深层的文本分析，那么外界对于阿甘本的解读就很容易汇聚于这样一个判断，也就是他通过本体论叙事将政治的所有可能性都封闭于主权与例外的辩证法之内。

事实上，欧陆诸哲人关于阿甘本的讨论也确实围绕着这么一点。齐泽克在总结当代左翼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策略时，就已经将阿甘本的形象刻画为消极等待弥赛亚救赎的先知。在他看来，阿甘本的思想终局便是期待一场“神圣暴力”的爆发，而这只是海德格尔“仍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的革命性版本(1)Slavoj Ziz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8)， 337-338.。与之相应，在一本题为《阿甘本：主权与生命》的文集里，拉克劳就曾批评阿甘本“没有解构政治制度的逻辑，而是通过某种本体论的统合，预先关闭了可以进行斗争和抵抗的领域”(2)Ernesto Laclau， “Bare Life or Social Indetermin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