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馨

左翼作家热心于革命事业,以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作为想象革命的行动主体,用以补偿自己无法跻身劳工阶级的身份遗憾。然而,对城市工人的神化描写并不能真正释放革命作家的身份焦虑,英雄主义的浪漫情节反而进一步将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隔膜暴露出来。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不只是对革命任务与目标的探索,更是左翼知识分子安置自身革命位置的努力。在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尝试接近无产阶级,或者让无产阶级以更具主体性的方式承担起历史使命。

学界大多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只是一场知识分子流于表面的理论争鸣,并且在与延安文艺的对照中,得出“左联”并未实现“大众化”而依旧停留于“化大众”的结论。其实,如果能够挣脱“艺术价值”的藩篱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就会注意到“报告文学”在彼时特殊语境中的典型性。已经有研究注意到了“报告文学”与文艺“大众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并从文体特征的角度对“报告”进行了历史化剖析。①例如李玮在《论20世纪30年代文学语言“大众化”与“报告文学”文体的发生》(《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中指出:“文艺大众化”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口语化”,进而促成了“报告文学”文体修辞的产生,揭示出了语言变动对于该文体之特色与发展的决定作用。而从语言表达方面研究该文体对战争环境的适应性,首先便需要重视创作主体的问题——在大众作家并未产生的时代,“化大众”如何寄生在自认为正在“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意识中,“报告文学”又在左翼作家的革命实践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目前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