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鑫

傅斯年在20世纪早期提出“近代史学就是史料学”,在中国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引发的争论影响至今。本文无意讨论史料派与史观派之间孰对孰错,但史料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新史料的出现每每推动了史学认识的进步,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内阁大库档案等四大新史料的发现,是支持和激发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回顾以往,对于史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新史料并不必然以考古发掘等方式从土地里“从无到有”,而往往是在学者以新的学术范式的视角下重新“看见”了以往不被重视的材料而产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如若没有20世纪初期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的传入,这四大发现怕是难以引起这般轰轰烈烈的反响。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而言,新史料的发现也意味着新一时期的学术潮流和问题意识的出现,对于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史料的意识和态度也就体现着不同时代下各异的叙述方法和理论观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史料也就是历史学的体现。

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即为一个有效例证:自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众多学者运用了不同的新史料以及新的史料处理方法对华北地区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曾数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近几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发展迅猛,以南方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华南学派自树一帜,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强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