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富丽堂皇。中华民族仍能吸取外来文化，撷取其中优点，增强固有文化的内容，不断发扬光大，愈益灿烂光辉。这在都城的发展演变中也是不时可以见到的。

论都城的吸取外来文化，当始于汉武帝时的长安。武帝之时，汉朝国势已臻强盛，版图开拓，超迈前代。不仅匈奴畏威，不敢轻易南下牧马，就是西域各国也都有信使往还。而西域各国凭借其富庶的绿洲和广阔的草原，物产丰饶，尤多新奇品种，为中原所未有。

西域诸种物产中，以葡萄颇负盛名，这时始为汉朝所知悉。民间传说，乃是张骞由西域携归的。虽为传说，差为近实。汉武帝因之在长安建葡萄宫。在汉时诸宫殿中，葡萄宫是一座重要的宫殿，汉哀帝时，匈奴单于来朝，就暂住在葡萄宫中。葡萄宫在上林苑西，近在长安城外。西域所产的马匹较之葡萄更为有名，尤以大宛所产的最为名贵，汉人称之为天马，以别于乌孙的西极马。汉朝为了要取得这种马匹，还引发了和大宛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汉军取得了胜利。大宛马因而也传到了长安。

因为有了这样的天马，在王朝的19章的《郊祀歌》中，还特地撰写了《天马》一章。其中有句说：“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可见极为重视的情形。当时长安城内城外皆有养马的厩。大宛马嗜食苜蓿，为了豢养大宛马，就在离宫别馆旁边多种葡萄、苜蓿。葡萄、苜蓿因而就成了长安风景的点缀。

班固撰《西都赋》，说到长安的奇珍，曾经提道：“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长安诸宫殿中有称为奇华殿的，就是收藏来自海外的异物的殿庭。这里所说的九真在今越南南部，大宛在今中亚细亚，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条支则在今伊拉克，故班固赋中就说到要逾昆仑和越巨海。从西汉时始有这样一些奇珍，都城就更为丰富多彩，以后统一王朝的都城也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在现在说来并非难得事物，但在以往的岁月中却是不易获致的。

随着域外物产的输入和交往的频繁，各国使节和商贾也就相继随来。西汉时，长安城中有一条槀街，是所谓“蛮夷邸”的所在地。以后的都城中这样的设施是会因时而有所增多的。北魏都城洛阳也有所谓四夷馆。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道都有设置。从此以后各个王朝的都城中，外侨都是络绎不绝，相率留居，不欲遽去。直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城内东交民巷仍为外国使馆的所在地。

吸取外来的文化以丰富都城的景观，自汉武帝肇其端倪，后来就陆续踵行。还在北魏于洛阳设置所谓“四夷馆”之前，东汉明帝就已在洛阳城处建立了白马寺。据说，汉明帝梦见金人，身有日光，以问群臣，有人说是天竺的佛祖。汉明帝因发使前往天竺，写致经像。使者以白马负经归来，佛僧摄摩腾也随同莅至，因而建立了这座寺院。这座白马寺历魏晋至于北魏，还依然存在。据说，原来寺上的经函，还一直保存到北魏分成东西之后。北魏孝文帝倾心汉化，洛阳城内的胡氛因之逐渐消沉。诸伽蓝亦皆仰承中朝旧规，为一时风尚。然城东的菩提寺和城西的法云寺，就为西域胡人所建立，而法云寺“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皆在此寺”。

佛教自东汉时起传入中国后，由于信徒日增，陆续都在发展，就以都城洛阳来说，迄东汉一代，虽仍只白马一寺，经过200多年，到了晋怀帝时，洛阳的佛寺已增加到42所。稍后至十六国时期，后秦姚兴也在长安城内建立了波若台和须弥山。经过永嘉乱离和其后相当长久的社会混乱，洛阳残破，长安亦难得完整。姚兴所建立的波若台和须弥山已成陈迹，不堪闻问。白马寺虽再经沧桑，还能多历年岁。

晋初所建立的太康寺和石塔寺于北魏时仍能得见遗址，其他就须征诸有关文献记载了。自经永嘉丧乱，再经南北对立，佛教更转趋兴盛。北魏太武帝时曾经大毁佛法，即沙门所谓三武一宗之祸之一。过了这一关后，不仅有所恢复，而且又大为发展。到了孝文帝初年，平城的佛寺新旧且百所，其间有的制作精妙，见誉人口。由平城迁都到洛阳，佛寺的建筑就愈益繁多。当时任城王澄曾经奏禁私造僧寺，可是他的奏请并未起到彻底禁绝的作用，反来更为增添，超过了一倍。

迄于北魏季年，共有佛寺1367所。到了孝静帝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有余寺421所。就是这样的剩余之数，在洛阳城中还占有相当广大的地方。其中最为稠密的，一里之中竟有十寺，次多的则有四寺，一里两寺，或两寺相邻也不是少数。

当时南朝与北朝对峙，对于佛教的传播，也丝毫不逊色。梁武帝就是佞佛的信徒，曾经数次舍身同泰寺，为史册少见的记载。南朝佞佛的帝王公侯不少，并非只有梁武帝一人，因而建康城中的佛寺陆续兴建，据说竟多达700余所。唐代诗人杜牧诗中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能是指南朝末叶而言。

（摘自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国古都与文化》）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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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人的脚走成的，为了多开辟几条路，必须多向没有人的地方去走。

——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