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

谷雨乍过，当细密的水滴借以高空势能颗颗分明地掉落在我头上时，我又想起房东奶奶的花洒，想起早夭的“莲蓬头”。

我是在母亲四处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罚款时，寄居在房东奶奶家的小院的。小院是寂静的，连近在咫尺的霓虹灯，也于手可摘星辰的方寸之间静默。被热风吹得一浪高过一浪的知了叫声，反倒成了夜晚以动衬静的稀罕音源。那时的母亲，孕肚已经高高隆起，孕斑多如荷包花上的粉点儿，再无法用术后水肿搪塞别人对她日渐圆润的诘问。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到她，她明令禁止尚是个牵衣稚子的我哭。当我忍不住想掉两粒小珍珠时，就一头扎进小院青翠的绿蔓里躲起来，适时地吃掉已经膨大、转红的绿色草莓和浆果，以致撑圆了肚皮。

房东奶奶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起路来一只脚在地面蜻蜓点水般一点一点地试探，据说是当年替瞎子丈夫给县河运石板时不小心给压坏的。她也不太走动，常常将拐杖斜放藤椅边，手里提着长柄花洒，一坐就是一整天。那座老旧话机的响铃也从不属于她——除过父亲逢年过节会打来电话询问我和母亲喜爱的吃食，连接她和电话那头的，是换了人间的想念。可少年多反骨，我常想耍些无可厚非的小聪明问一问她：“你家有哥哥姐姐吗？”话未出口便在母亲的炯炯目光中生生吞了回去，好似犯了大忌。一来二去，我便失了稚子狡黠发问的兴趣。

她的清冷处境大抵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平常午后被打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