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0 引言

在经济快速增长，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食品安全、生态破坏、产品伤害、环境污染等事件引发了政府部门、媒体、公众等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关注与重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对社会、环境、员工、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责任，强调企业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必须综合考虑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期谋得长期战略发展。作为企业非财务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不仅是社会公众了解其履行情况、评价其外部表现好坏的途径之一，同时也是第三方评级机构对其社会责任表现评分的重要依据。

管理层业绩预告亦称“管理层盈余预测”，是指管理层对公司某一期间的经营业绩进行预测并披露的行为，一般包括年度业绩预告和中期业绩预告。作为一种预测性财务信息，它的披露不仅可以向市场参与者传递相关信号，有助于投资者作出决策，同时可以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考虑到管理层业绩预告是对公司未来盈利的预期，财务信息含量较为丰富，对投资者来说，关系到自身利益，自然对其有着强烈的需求[1]。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半强制业绩预告披露制度，当上市公司净利润为负值或者发生波动幅度明显较大(上升或者下降百分之50以上)以及实现扭亏为盈的，被强制要求披露业绩预告；而对于约束条件以外的公司，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发布业绩预告信息。管理层在业绩预告披露内容、方式、发布时间等方面拥有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披露动机、成本效益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决定业绩预告披露策略。

企业发布业绩预告，提供高质量的预测性会计信息属于其社会责任履行范围，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两者联系可能更加紧密。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方法主要是基于社会责任报告，但这种测度方式存在弊端：即社会责任履行的背后动机评分仅能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在形象，其实际行为如何无从得知。而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代表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信息披露决策行为，二者之间在行为动因方面是否具备一致性可以直接检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正意图。因此，本文从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特征视角来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的动机。一方面，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行为，则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业绩预告质量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可能是一种管理层自利行为，管理者可能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这一方式来掩盖其不当行为，比如粉饰业绩、虚增资产等，在这种情况下，业绩预告质量往往较低。根据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行为特征，可以检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一致，进而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动机。

1 文献回顾

1.1 企业社会责任(CSR)动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日趋成熟，大多文献围绕其履行动机、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展开研究，考虑到与本文的相关性，在此仅对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文献进行梳理。Carroll[2]认为，CSR可以细分为4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在此基础上，外延出社会责任动机中的4种观点：伦理理论、社会理论、综合理论、工具理论。伦理理论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伦理行为；社会理论强调，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需要对社会负责；综合理论认为，企业必须契合社会的需求，毕竟其成功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工具理论则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实现战略目标，创造财富的动机。

按照Branco和Rodrigues[3]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概括，伦理理论、社会理论、综合理论这三者可归为“规范缘由”：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道德规范的需要；工具理论亦称为“商业缘由”，强调企业关注社会责任是为了保证其经营目标的实现，CSR的履行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提高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赞誉，形成声誉资本。显然，“规范缘由”与“商业缘由”存在一些共性：即不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道德需要，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还是注重建立与保护声誉，考虑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看，管理层都会更加注重建立与投资者、员工、供应商以及社区之间的纽带关系，致力于提供透明可靠的预测性财务信息去迎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获取其信任。吉利、毛洪涛等[4]基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视角发现，CSR履行与盈余管理之间是负相关关系，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道德行为”假说。

与此同时，Hemingway和Maclagan[5]认为，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只是为了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管，亦或是将其视为掩盖不正当行为的一种方式。由此延伸出与道德行为动机截然不同的一大观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机会主义投机行为：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方满足个人私利。朱敏和施先旺[6]基于盈余质量视角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得出了结论：鉴于企业盈余质量与CSR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表明企业可能出于管理层私利动机履行社会责任。权小峰等[7]通过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验证了CSR履行体现了“工具特征”而非“创值特征”，管理层试图通过伪社会责任行为去谋求个人私利，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在学术界虽然研究成果较多，但依旧存在争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究竟是道德行为，还是处于机会主义动机，有待进一步探究。

1.2 管理层业绩预告影响因素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披露机制，管理层业绩预告能够向市场参与者传递关于公司盈利状况、经营风险等重大信息，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已有研究大多从高管权力、CEO个人特征、代理成本、宏观经济因素等方面研究对企业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李馨子[8]认为，业绩预告准确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披露声誉，从而获得投资者的长期信任；路军[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加大了管理层自愿发布盈余预测的可能性，且其与披露及时性和精确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俊秋和花贵如[10]考察不同投资者情绪下的管理层业绩预告策略，结果显示：当投资者情绪较为悲观时，管理层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且出具的业绩预告精确度越高，消息内容也更乐观；王玉涛和段梦然[11]探究非财务因素—公司战略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进攻型战略类型的企业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但其精确程度和准确性也更低。可以看出，多数文献考察了财务因素对业绩预测行为的影响，却忽略了非财务因素(如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企业两权分离制度导致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加上二者利益不一致，进而衍生出了股东和经理人的代理问题。作为财务信息的事前预测行为，管理层业绩预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公司未来的盈利情况、经营风险以及发展前景，是缓解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目前半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下，由于管理层在选择披露内容、形式、意愿以及时机方面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业绩预告的行为特征将直接取决于管理层的披露动机，从而可间接识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可以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外在形象与业绩预告行为是否一致来验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因此，基于归纳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机的两种相反理论，可以分别预测不同动机下，CSR履行对业绩预告行为特征的影响。借鉴张艺琼、王玉涛[12]等的研究，业绩预告的行为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意愿、业绩预告内容的准确性、形式的精确度以及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态度倾向，其中，准确性、精确度可以反映业绩预告的质量。本文拟从这些方面刻画社会责任履行对管理层业绩行为的影响，并且分别提出相应假说。

2.1 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预告发布意愿

公司自愿发布的业绩预告较强制披露会增加投资者的信任程度，有助于公司建立良好的披露声誉。因而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道德维护自身信誉的需要，则会更自觉地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帮助投资者作出经济决策；相反地，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管理层自利行为，往往会掩盖粉饰其经营业绩，不愿意对外披露。据此，提出以下对立假说：

H1a: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的企业，其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越高。

H1b: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的企业，其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越低。

2.2 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预告披露质量

业绩预告的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的准确性、形式的精确度等方面。作为财务信息的前瞻性预告，企业披露的业绩预告与公司经审计年度财务报告的实际盈余越吻合，准确性程度越高，越能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提高披露声誉，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目前，我国盈余预测披露形式主要分为点预测、闭区间预测、开区间预测以及定性预测4种。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层可以自主选择业绩预告的披露形式。一般认为，点预测和闭区间预测较为精确，而开区间预测和定性预测比较模糊，容易误导投资者。由于本文删除了定性预测的样本，因此仅讨论点预测与区间预测的精确性。

如果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负责任的道德行为，那么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越会倾向于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财务信息披露，发布可靠、透明、高质量的业绩预告，保障利益相关者需求，从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建立良好声誉。相反地，如果管理者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只是为了满足其个人利益或者掩盖不正当行为，即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那么基于行为动因的一致性，管理层便倾向于提供虚假、模糊的预测性财务信息来误导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履行和业绩预告质量会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立假说：

H2a：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其发布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越高。

H2b：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其发布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越低。

2.3 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预告态度

从业绩预告的发布态度来看，乐观激进的业绩预告往往容易偏离实际，影响公司的市场声誉；而保守稳健的会计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对社会负责以及维护自身信誉，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需要，那么管理层会更理性、谨慎地进行会计决策，提供更加保守的信息，以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建立良好的披露声誉。相反，如果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管理层往往会倾向于披露更为乐观的信息，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方为代价谋取个人私利。据此，提出如下对立假说：

H3a: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的企业，其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保守悲观的业绩预告。

H3b: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的企业，其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的业绩预告。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虑到年度业绩预告数据更为稳定和准确，故我们仅保留同一年度最末次业绩预告作为分析对象。CSR评级数据来自和讯网，业绩预告数据及其他财务数据均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获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步骤的剔除与筛选：①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类企业；③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④剔除业绩预告形式为定性预测或业绩预告类型“不确定”的样本。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获得样本公司9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8618个有效观测值。本文主要采用stata16.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

3.2 变量设计

3.2.1 被解释变量

(1)业绩预告发布意愿(Voluntary)。

根据规定，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可分为转亏、续亏、扭亏、续盈、大增、大降、略增、略降八种类型。借鉴前人研究，本文采用如下方法区分自愿发布与强制披露，并设置是否自愿披露虚拟变量：若业绩预告类型为略增、略降、续盈，则视为自愿发布，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

(2)业绩预告披露质量(Guidance Quality，简称GQ)。

预告披露质量(GQ)是上市公司当年披露的业绩预测信息质量特征，包括以下两个特征变量：

首先，业绩预告准确性(Accuracy)。借鉴王浩、向显湖[13]等的做法，本文将业绩预告准确性定义为净利润预测误差与实际数额的百分比的绝对值，其中：若为区间预测，预测值取上下限均值；若为点预测，则预测值直接取点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其次，业绩预告精确性(Precision)。参考刘柏、卢家锐[14]的研究，本文用Precision表示业绩预告闭区间的长度大小，衡量业绩预告的精确性。Precision取值越小，说明预告闭区间越窄，精确度越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显然，根据(2)式可知，当业绩预告形式为点预测值时，Precision=0，此时业绩预告精确性最高。

(3)业绩预告态度倾向性(Tendency)。本文设置Tendency哑变量来衡量管理层发布业绩预告的态度倾向，定义为业绩预告净利润预测值与年度财报净利润实际值的差值，若差值为正，则表示管理层倾向于发布乐观的消息类型，赋值为1；若差值为负，则表明管理层较为保守谨慎，赋值为0。

3.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的自然对数。该得分是和讯网基于上市公司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年度财务报告，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环境和社会责任五个维度综合考察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果，因此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一般认为，得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好，外在表现越优异。

3.2.3 控制变量

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借鉴王玉涛、董雅浩、张艺琼(2019)等的做法，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上市年限(Age)、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股权集中度(Con)、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外部融资动机(Growth)、独立董事比例(IDP)、管理层持股比例(MSHR)、托宾Q值(TobinQ)、股权性质(STATE)。所有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类型及定义说明

3.3 模型构建

为检验本文的对立假说1，拟构建以下Probit模型：

Voluntary=α0+α1CSR+α2Size+α3Lev+α4Con+α5Growth+α6IDP+α7TobinQ+α8Age+α9Analyst+α10Inst+α11MSHR+∑Industry+∑Year+ε

(1)

为检验本文的对立假说2，拟构建如下OLS回归模型：

GQ=α0+α1CSR+α2Size+α3Lev+α4Con+α5Growth+α6IDP+α7TobinQ+α8Age+α9Analyst+α10Inst+α11MSHR+∑Industry+∑Year+ε

(2)

为检验本文的对立假说3，拟构建如下Probit模型：

Tendency=α0+α1CSR+α2Size+α3Lev+α4Con+α5Growth+α6IDP+α7TobinQ+α8Age+α9Analyst+α10Inst+α11MSHR+∑Industry+∑Year+ε

(3)

4 实证检验与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在被解释变量方面，Voluntary的均值为0.471，表明有47.1%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是出于自愿发布而非强制披露，但比率尚未达到一半，符合我国目前半强制业绩预告披露制度的情况；变量Accuracy的均值为10.999，最小值0.052，最大值153.378，说明业绩预告偏差平均水平约为11%，样本整体准确性一般，且差异明显，最大误差可达到153%；变量Precision情况类似，样本值较为分散，业绩预告精确度总体而言较低；哑变量Tendency均值为0.614，显示样本公司管理层披露的盈余预测内容往往更偏乐观激进。此外，解释变量CSR的均值为3.122，未达到一半分值(ln50=3.912)，与吉利等[13]的研究发现基本吻合，说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有待进一步改进。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4.2 单变量检验

为了对本文的假说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根据CSR行业中位数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并设置CSR_dum哑变量。若CSR数值高于行业中位数，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外部表现良好，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基于此，本文对CSR外部表现良好和外部表现较差的两组样本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质量(准确性、精确性)、倾向性等行为特征进行对比检验。表3列示了单变量分析结果。根据表3发现：无论是均值检验还是中值检验，CSR表现不同，管理层的业绩预告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相比CSR表现差的公司而言，CSR评分高外部表现好的样本公司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出具的业绩预告质量较高，并且发布乐观消息的可能性较小，即更倾向于发布保守稳健的业绩预告。上述结果与假说H1a、H2a和H3a基本吻合，初步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道德维护自身信誉的需要，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然而，这仅仅是初步判断，尚未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将基于主要控制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业绩预告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

表3 按CSR评分高低分组的单变量分析

4.3 相关性分析

表4报告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因变量Voluntary与自变量CSR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被解释变量Accuracy、Precision、Tendency三者均与CSR成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初步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管理层越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且其准确性和精确性越高，即披露质量较高，消息类型偏保守和悲观，与单变量分析结果一致。此外，各控制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不高，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

表4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

4.4 回归结果分析

结合单变量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采用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上述对立假说，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预告行为的关系，进而挖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实动机。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在公司层面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实证检验结果列示于表5。表5的第(1)列至第(3)列分别报告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业绩预告发布意愿、预告披露质量(包括内容准确性与形式精确度)、预告态度偏向性的主回归结果，其中，解释变量CSR的系数分别为0.493、-5.953、-0.034和-0.190，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为本文的假说H1a、H2a和H3a提供了支持性证据：CSR评级得分越高的企业，其管理层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越高，出具的业绩预告质量越高，且更倾向于披露保守稳健的业绩消息。侧面验证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出于对社会负责以及维护自身信誉，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需要，是一种道德行为，否定了机会主义动机这一说法。

4.5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综上，本文通过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之间的关系，来验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并且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初步证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出于提升企业声誉、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动机。然而，产权性质的不同可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的关系。对于国有企业，由于其往往主导着与国计民生关联较大的支柱型产业，能够拥有政府提供的关键性资源和资金支持，一般情况下不会陷入财务危机，投资者对其也比较信赖；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缺乏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在金融支持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建立与维护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本文研究结论成立，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处于道德声誉动机，那么非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建立良好的公司声誉，提供更可靠更透明的预测性财务信息，以契合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增强投资者的信赖。基于此，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划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引入STATE虚拟变量，通过分组回归的实证方法进一步检验和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业绩预告行为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即非国有企业CSR履行与业绩预告行为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

5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多项稳健性检验。

5.1 CSR哑变量分组回归

综上，根据CSR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并设置了CSR哑变量。基于此，本文对模型(1)—(3)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CSR_dum的系数分别为0.391、-4.699、-0.054、-0.17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表5的主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1a、H2a和H3a。

表5 主回归结果

表6 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续表6 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表7 CSR分组回归结果

续表7 CSR分组回归结果

5.2 仅保留自愿性业绩预告样本公司进行检验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半强制业绩预告披露制度，自愿发布和强制披露二者的动机可能有所不同，从而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造成影响，因此，剔除强制披露的样本公司，仅在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样本中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列示于表8发现：结果与表5基本吻合。

表8 自愿业绩预告回归结果

5.3 内生性问题

对于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控制。

5.3.1 Heckman两阶段回归

考虑到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因此，为了克服研究设计中样本选择性偏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控制并做进一步估计。在第一阶段，设置probit模型，在控制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Con)、独立董事比例(IDP)、托宾Q值(TobinQ)等因素基础上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IMR)，探究上市公司是否发布业绩预告的可能性。随后将其代入模型(2)和模型(3)中继续进行回归，得到第二阶段结果。限于篇幅，仅列示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具体(见表9)，第(1)至(3)列的逆米尔斯比率(IM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与此同时，解释变量CSR的系数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主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后，本文研究结论成立。

表9 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5.3．2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

参考董雅浩[15]等研究，本文使用行业平均社会责任得分(CSRME)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分别为0.206、-8.617、-0.123和-0.080，且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10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续表10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5.3.3 安慰剂检验

借鉴张艺琼(2018)的做法，将解释变量CSR的观测值打乱，赋予随机数，重新分配至各样本公司，而后再对模型(1)—(4)做进一步检验，结果列示于表11发现，第(1)列至(4)列中自变量Placebo_CSR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表11 主要变量安慰剂检验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出于对社会负责，建立上市公司声誉、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的需要，企业社会责任外部表现越好，即CSR评级得分越高，管理层越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且出具的业绩预告披露质量往往越高，准确性和精确程度越高，信息披露的内容也更保守和稳健，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行为。深入分析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业绩预告行为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非国有企业中二者的关系更为显著，这为“道德行为动机”假说提供进一步支持性证据。研究结论为社会公众、监管部门评价、判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及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提供参考，加深了对于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的理解。此外，本文表明，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高低，可以判断管理层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可以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衡量财务信息质量的标准之一，从而有效降低信息甄别的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对于政策制定机构与监管部门而言，应当进一步健全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业绩预告制度，增强信息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期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监管部门理应倡导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义务，给予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更多的肯定和支持，激发上市公司积极性，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2)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满足外部投资者需求。

(3)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通过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业绩预告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考察其外在形象与报告行为是否一致，判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发布业绩预告的真实动机，通过确保社会责任报告的真实性，结合多方面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