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圆圆 卢玲

摘要：改革和开放从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两大主要路径。开放不仅为改革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且驱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的出台。本文对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梳理，无论是在1979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1979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时期，对外开放的贸易、技术和援助等多维度的经济交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总结其中的共性规律，一是寻求对外开放是建国以来对外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方向。二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封闭反复和波折大多是迫于形势。三是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在建国以来的七十年都得到了验证。

关键词：对外开放；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

一、引言

中美贸易冲突以来，面对贸易争端，有观点认为中美脱钩对于中国经济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实行的是闭关的封闭式对外政策，也没有影响中国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种观点一方面存在诸多问题：（1）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显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更为巨大；（2）前三十年也并没有主动选择闭关自守，相反总是寻求开放和贸易的机会；（3）前三十年那些封闭的，选择闭关自守的时间段，给中共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理论上，对外开放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外开放刺激增长，新中国70年对外贸易的发展深刻地证明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外开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以及国际竞争，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给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促进国内的改革和进步，进而获得内生型增长效应；另一方面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表现在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激发本国自主研发的潜能，也表现在通过充分吸引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实现技术的优化配置。而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原因之一，对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对外开放也在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除引言外，第二部分论述建国以来的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三部分分析建国以来对外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是文章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现有对建国以来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一般都聚焦于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其中某一个阶段。有少量研究分析了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提出要与西方商人维持贸易往来并争取苏联等国家的援助，这后来作为一种实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是建国初期“四面八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心豪（1994）通过回顾建国初期的对外经贸政策，指出当时我国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而薛荣久（1999）认为在1949到1978年之间，由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和国家文件体现的贸易理论和政策属于国家统制型的保护贸易类型。李德刚（2005）认为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工作中提出了坚持平等互惠和坚持按照国际市场定价等原则。叶明勇（2015）分析了陈云在20世纪50- 70年代的中国对外贸易陷于困境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方针，并有效支持了国内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

更多的研究聚焦于分析1979年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刘庆林（2004）认为1979年开始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指出国际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对外开放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动力量。杜荣（2009）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节点分成不同阶段，他认为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体现了持续的理论和政策的转变和创新，而这进一步为几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和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傅钧文（2010）认为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逐步走向成熟，这体现在指导理论和思想更为科学，建立了对外经济交流的法治基础，外贸的管理更加规范和有效。但同时，他也指出，当前的对外开放经济存在可持续性、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低下等挑战和瓶颈。董腾（2019）认为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加快转变对外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实现新时期对外贸易更高质量的发展。

现有关于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其中的贸易政策，对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具体政策的特征，以及技术和援助等不同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类型缺乏研究。此外，现有研究更大量集中于1979改革开放之后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研究，对此前的历史时期的研究相对缺乏，更没有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角度对这一发展过程和其中的转变进行理论提炼和总结。现有研究的时间阶段划分较为粗略，对1979年之前的这三十年往往作为一个时间段，而对后面的四十年划分为多个阶段。这种划分方法的原因主要是对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存在明显不足，没有看到这段时间中的变化和不同时间段的特征。结果就是，对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的整体内涵和发展的概括较为粗糙，甚至存在一定的缺陷。

再者，现有研究没有分析2008年金融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以及全球价值链这一新的全球生产、分工和贸易模式对我国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对现有理论的冲击。

三、对外开放是建国以来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流

（一）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

1.对外开放的经济理论

领导人对外开放的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经济理论的中心内容，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一批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之中。政策路径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制定公布的相关文件当中。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1]。

早在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就说：“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提出，“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讲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1953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中国外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展现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与别国建交的姿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便开始了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开放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需要，借鉴与参展苏联模式，选择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国家统治贸易理论以及相应的对外经济贸易制度，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国情及具体实践，提出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经济的基本方针。

50年代末，外贸提出“大进大出”方针。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主导思想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与友好国家互通有无。初期“大进大出”的极“左”思想，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周恩来抓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进行反思调整的有利时机，大力解放和重新启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在1974年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2.对外开放的政策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确定了全国胜利后逐步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确定了新中国“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治贸易”这两个在经济斗争中的基本政策，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指明了方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随后中央贸易部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明确了对外贸易必须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1952年9月，内贸和外贸分口管理，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成立了中央贸易部，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工作。1952年4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分别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11个西方国家企业签订了各项贸易协议。

在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新中国除了将工作重心放在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方面外，由于朝鲜战争使得吸引西方国家的外资可能性很小，于是利用在海外有广大爱国华侨这个有利条件，吸引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就成为另一重要方针。国家专门成立了华侨回国投资辅导委员会，并在广东、福建、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设了7个投资公司以吸引侨资，其中广东、福建的4个投资公司主要是为侨资而设的。

1956年中國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逐步确立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将海关的控制权收回到人民政府手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全部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统一经营。1957年8月，国务院发布《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对华侨投资采取不同于国内资本家的优待政策，强调保护华侨股金，定期支付股息。此后，国家又先后在广东、福建、上海等11省份成立了国营华侨投资公司。在这一时期，全国进出口计划与外汇收支由中央统一安排，全国外汇收支仍须由中央指定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统一平衡；中央统一掌握谈判，外贸总公司统一成交；将出口物资收购、进出口计划等部分全力下放给地方。

1960年，中国粮食短缺。陈云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回到北京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是进口粮食。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从1961年起进口粮食。在成功进口第一批粮食解决国内急需后，陈云进一步考虑如何为进口粮食赚取外汇，而要想有外汇就要有东西出口。为此，陈云亲自抓对外贸易的出口工作。中国与多个国家开展多元贸易往来，从西方国家引进化肥、化纤、石油化工、综合采煤机等大批物资、先进技术和设备。截至1962年，中国先后与斯里兰卡签订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同加拿大签订长期小麦贸易协定、与日本增加签订2个民间贸易协定，中国外贸渠道进一步多样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他还提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

1972年1月，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

（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对外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外经济贸易成为先行先试的重要领域。邓小平说：“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并且多次阐述了对外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对所有国家的共同要求。

1978—1992年是改革开放探索的困难时期，起步阶段的主要措施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深化改革、试点特区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等。在1992—2000年的开放加速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属于国家管理下的开放型的过渡时期贸易政策，这一时期，我国是以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来推动外贸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方向转移。沿海沿边地区全部开放，制造业充分利用外资，开放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取消了出口补贴，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全面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后开放由特区向普遍开放推进、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推进、降低关税、取消多数非关税措施、扩大外资的引进，有限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资进入放缓阶段、着力实践自贸区试点，推动国内开放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推进。到2010年，中国的贸易伙伴已经发展到231国家和地区[2]。

从“三来一补”到大力发展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从积极招商引资到协调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从创建第一家经济特区到全面构建高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全面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的持续发展。

（三）对短期临时性封闭的分析

积极寻求开放，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是7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体。中间虽然偶有反复，但大多是对外部封锁的反应，有时候只是反应过度了。50年代末，外贸提出“大进大出”方针。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充分发掘一切潜力，大进大出，大力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1958年，2月外贸部门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通过的“对外贸易工作二十四条”中提出了“大进大出”的口号，要求“出口上要多收购、大出、快运、多收汇，进口上要大买、快买、快运、快交货、节约外汇”。在“大进大出”错误方针指导下，进出口领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经营秩序混乱。

为了克服“大进大出”在外贸领域的消极影响，周恩来在1958年12月接见对外贸易部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代表时明确指出：“对外贸易要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不能大进大出，大跃进。”1959年5月11日，周总理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外贸工作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和平经济政策；内销为主，外销为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等。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建设已经不能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开展，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起按照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外贸领域的工作还是受到极“左”思想的负面影响，“大进大出”盲目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为了实现“大进”，对进口货物的质量降低要求；为了实现“大出”，外贸企业签订大量出口合同，但违约率居高不下。“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急剧下降，面临几乎崩溃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经济发展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对外经济也有了正常发展的国内环境。在对外贸易领域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路线，进行拨乱反正。1976- 1978年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即中国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7—1978年期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06.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4%[3]。

四、对外开放与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开放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得到诸多研究验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新局面。表1列出了中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及位次，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0.75%上升到2017年的13.6%，在世界出口貿易中所占位次从32位变成世界首位。

201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4.6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随着外贸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定义为一国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一国经济与进出口的关联度，比重越高意味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78年的14.1%上升到2018年的34%，其间在2006年达到了64%的最高值，表明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

（二）封闭状态带来的经济破坏

历次闭关自守及其带来的经济破坏。在那些处于封闭经济的时间段之中，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在封闭经济制度下，1952—1978年中国强调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国家进出口规模非常小，既不积极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也不进行对外投资；既不注重发挥自身优势，也不利用它国长处。封闭经济下国内经济缺乏竞争压力，看不到世界经济的新发展。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研究表明：在实行封闭经济的1952-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5.17%下降到4.93%，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重从23.8%下降到22.07。

五、结论

积极寻求开放，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是7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体和主流。中间虽然偶有反复，但大多是对外部封锁的反应，有时候只是反应过度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4]。

开放推动发展，开放也有助于打破国内外的封闭。建国70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对外开放促进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降低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成本，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规模，有利于中国企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行为的增加，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还增加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品种，为中国企业带来了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有利于中国从其他国家吸收先进技术。

开放促进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是用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取代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贸易制度和维护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特权的管理体制。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这种封闭的、高度集权和垄断经营的体制逐渐不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第二次深刻变革。

压力促进开放措施。实行对外开放后，适应全球竞争的压力推动我国学习借鉴、改革深化，调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给经济增长带来活力，进而促进了开放措施的完善；另一方面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激发本国自主研发的潜能，充分吸引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从而实现技术的优化配置。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参考文献：

[1]武力.论建国初期的“内外交流”政策[J].中共党史研究，1992，（5）：49- 5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