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党史通史编撰成果历来是衡量党史研究水平和党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指标。若追根溯源，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有关系统编撰党史通史的起点。胡乔木编撰党史通史著作的实践逻辑，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间所参加的党史研究活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编撰范式主要有：开创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的先例;对重要党史事件和党的会议等作出了评析;奠定了党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在回顾党史通史编撰的历程时，学界要全面认知胡乔木开创的党史通史编撰范式对其后党史著述书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胡乔木; 中共党史; 通史编撰; 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D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1-0093-07

一般来看，中共党史学科是定位于历史学的范畴，那么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开展对于党史通史的编撰和研究。而所谓的党史通史，就是研究机构或史学研究者在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中共历史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和编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党史学科建设的推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在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方面，诸如关于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经验、重要会议、党的自身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以及在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的辅助部分方面，诸如关于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党史学史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共历史的认知。当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其中就包括党史通史编撰的著作，比如，“党史正本”的著述就有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等。而且，党史通史编撰的成果历来还是衡量党史研究水平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指标。因此，党史通史编撰的问题对深化党史研究和完善党史学科体系的意义就不言而喻。目前，学界还缺乏对党史通史编撰成果进行学术史的考察，已有的成果要么是就某个观点作出评析[1]，要么是从整体上作了简要梳理[2]，但都没有从史学史的谱系看待党史通史编撰问题。这不利于党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党史学科建设体系的完善。基于此，笔者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个案，就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范式的特色及其影响作一探讨。这对深化整个“胡绳学派”[3]党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一、 实践逻辑：胡乔木在20世纪40年代间的党史研究活动

如果从历史轨迹来整体审视胡乔木的党史通史编撰成果，那就需要先把视角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胡乔木所从事的有关党史活动和党史研究工作。因为，这是深入考察和全面透视他有关党史通史编撰成果的逻辑基础与理论渊源。1941年2月，胡乔木奉组织要求调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既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又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这无疑为他以后从事有关党史活动和党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与机会。因此，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期间，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大致有两项：一个方面，是从事写作有关新闻时评、政论类的文章;另一个方面，就是协助参与毛泽东从事中共党史文献编辑以及参加党中央文件的起草与修改等工作。

（一） 协助毛泽东编纂中共党史文献汇编

胡乔木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时，恰好党中央正准备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心目的，实际上就是要肃清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其流毒，确立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而当时一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缺乏对党的历史足够的了解与清醒的认知，因此，选编党的历史文献、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和讨论党史，就成为彻底认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性质以及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前提条件。1942年春季，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而毛泽东为延安整风运动所做的先期准备工作之一，就是系统编纂党的历史文献，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准备历史材料。这样，胡乔木在此时期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与编纂党的文献以及研究党的历史，自然就成为20世纪40年代前期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从1941年至1943年胡乔木直接参与编纂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这三本党的历史文献汇编。这三本所谓的“党书”，大致汇集了从1922年到1941年间的重要党史文献，共计700多篇。其中，《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会议纪要、通告、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等，大约共计280万字;《六大以前》收入党史文献184篇，主要汇集了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而编辑《两条路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则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挑选最能反映党在二三十年代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以及有关文章等，共收录了党史文献131篇。总之，胡乔木通过参与编纂党史文献的活动，既知晓了党成立以来20多年间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内幕”[4]19，也为他以后编撰党史论著而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

（二） 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如果说参与对党史文献的编辑活动，对胡乔木来说是一个深入学习党史的机会，那么，列席参加党内高层的重要会议和参与起草、修改党的第一个历史決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胡乔木来说又是一个深入研究党史的过程。因为，前一项工作使得胡乔木深入了解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党史的进程;而后一项工作的主体内容，就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系统总结中共20多年间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入开展党史研究工作。

关于胡乔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中共党内高层会议，主要就是列席、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研讨中共党史的诸多会议，诸如列席1941年9月至10月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涉及的中心议题主要是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路线的问题;列席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所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列席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参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等。总体来看，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几易其稿，先是在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后，后又几经修改，直到1945年8月9日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才一致讨论通过。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艰辛修改过程，杨尚昆回忆说：毛主席亲自修改这个决议草稿，加上“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5]1。总之，作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算了党内错误路线，澄清了党史上的是非路线问题，高度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同时，胡乔木也从中清楚了解到20多年里党内高层关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论争和斗争，对党史的进程有了体悟，也见证了毛泽东思想逐步成熟的过程。邓力群就指出：胡乔木“从始自终参与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对（延安）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作出了贡献”[5]13。

二、 个案分析：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中心的述评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子。中共中央决定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并决定由胡乔木撰写一个“党史大纲”，就党的30年历史作一全面回顾。而这个艰巨的写作任务，就落到了胡乔木的身上。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辛努力，胡乔木把近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完成了。送毛泽东审阅后，他十分满意，于是作出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样，1951年6月22日的《人民日报》就全文刊载了“署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6]25。《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在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学习、了解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

（一） 开创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的先例

一般来说，史学研究者都秉持“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观点。个中的缘由，一方面，因为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存在，无法进行再现，而且，史学研究者也一向认为研究历史须与观察现实保持着一定的张力，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就是史学研究者觉得刚刚所逝去的现实情况仍然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时也难以审视准确，不好贸然对此作出明确地判断。但就党史研究或者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而言，史学研究者应该摒弃这种“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传统思想。因为，其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在各个时期的实践活动都是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体现，因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党史研究还是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都应该及时反映执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成就，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其二，所公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施政活动的文献史料，为系统开展党史研究和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具体到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来看，它初步研究和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的进程。胡乔木在该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7]66-68。因此，该部著作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价值之一，就是开创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以及中国当代史（或新中国史）的先河。总体来看，勇于探索与初步编撰中国当代史的起步，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早所开创和奠定的。而且，书写中国当代史（或新中国史）也是胡乔木一直所提倡的，影响比较深远。比如，对此，1983年7月，胡乔木还明确指出：“党史是哪一年编的，就编到哪一年”“读者当然需要知道以前的历史，更需要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需要知道一九四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8]508-509。总之，这个观点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以及中国当代史（或新中国史）的编撰和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对重要党史事件和党史会议的初步评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就是执政党的历史）。因此，一系列的人物、事件、会议等构成了书写和阐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链条。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7]9的重要命题。因而，这着重说明了：20世纪20年代初党的成立是由于具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并且，还具备了这两个基础条件的有机结合，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在这之前的一些党史论著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和条件作过一些论证，诸如，蔡和森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李立三著的《党史报告》（1930年）、瞿秋白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30年）等，但都没有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对此问题阐述得准确和鲜明。并且，《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清晰论断，主要是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所诞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条件，又论证了党所诞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总之，这不仅是党史研究必须要搞清楚的理论问题，也是深入研究创建时期党史的中心问题。应该说，这是胡乔木对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再比如，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所作出的研究结论，是：“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7]36。此后，学术界有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结论，一直被党中央的文件以及诸多党史论著所遵循和沿用，影响比较大。当然，随着研究者认识的提高以及党史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权威“党史正本”对遵义会议的定性表述开始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例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9]111;而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表述的语句则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0]381。总体来看，这些有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论断表述的中心意思，基本上都是在强调“事实上”或“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质上还是在继续沿用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观点。而胡乔木关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评价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的特定政治环境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此外，胡乔木还对党史人物陈独秀以及党的二大、党的三大、党的五大、党的六大、长征意义等历史的史实都作了初步地研究和阐述。

（三） 基本奠定了中共党史阶段划分的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把从党成立以后至1951年期间整个中共历史的进程分为了四个时期[7]8，即（一）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年）;（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三）抗日战争（1937—1945年）;（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年）。不过，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为什么胡乔木要把这30年间的中共党史分为了四个时期而不是分为五个时期呢？而且，为什么胡乔木也没有把1921—1927年期间的中共党史分为“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小的阶段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直接受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作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影响。展开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阐述过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的文章，大致就有《〈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等等。比如，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1921—1927年）;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1927—1937年）;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1937—）[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毛泽东对党史分期理论体系的贡献。此外，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會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把1921至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21—1927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个时期（1927—1937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三个时期（1937—1945年）[12]952-999。由此可知，把1921—1927年作为党史分期的一个整体来看待，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关于党史分期的重要共识。而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关于党史的分期，直接遵循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党史分期的观点。

总体来说，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共30年历史进程的党史通史著作。它为以后的党史研究、党史编撰和党史教学既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指导，也初步形成了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的范式。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所凸显出来的编撰特点包括：其一，具有开创意义。胡乔木在该书中对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等都初步进行了评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史通史编撰的奠基之作。其二，重视理论阐释。该书是一部党史通史性质类的著作，但比较重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力宣传与阐释，可以说，这是贯穿该部史著的一条红线。其三，凸显以论代史。因为，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因而关于对党史问题、党史人物等的评价，就直接借鉴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诸多著作的论点。因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有着独特的史学风格，较多引用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注重从政治因素论史，是一部蕴含浓厚政治色彩的党史论著。当然，关于对该著作影响的评价，胡乔木的秘书邱敦红曾指出：“这本书尽管他（指胡乔木）后来并不满意（一直不同意再版），但我多次听到不少人对他说，是受这本书的启蒙教育长大的。”[5]493

三、 深远影响：对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范式影响的学理透视

自《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以后，各种类型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编撰都以此为参考的范本，可见这部著作的影响之深远。这不仅体现其在编撰的体例上，而且还体现于诸多党史研究观点的运用。总体来说，若对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范式的影响作学理性透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简要探讨。

（一） 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党史通史编撰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中共党史通史编撰的成果，主要有王实、王翘、马奇兵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初稿修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何干之著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胡华著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其中，王实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一书的“框架也与胡乔木的雷同”[13]，该书各章的标题分别如下：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二章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章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四章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五章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4]1-5。而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修订本）》一书则是“在胡乔木提出的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内容”[13]。并且，该书的各章标题如下：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四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5]3-4。因此，结合上文以及对比这两本书有关的党史分期，就可以看出：缪楚黄编著的党史通史在党史分期划分上，比王实等诸多研究者编著的党史通史在党史分期划分上，更接近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所奠定的党史分期体系。当然，如果展开来分析其中的原因，这或许是因为习惯上的称谓不同，或许是因为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致使在具体提法上稍微有点差异以外，但总体来看，这两部党史通史著作的编写（包括对党史分期的处理）无疑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深刻影响。而有关党史分期的内容，则完善了党史分期的理论体系，丰富了人们对于党史进程的认知。当然，由于此时期正处于党探索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因而，有关党史通史编撰的成果也受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以及执政党政策活动的深刻影响。

（二） 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史通史编撰的影响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史研究成果质量的提升以及党史文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并且，为了适应高校和党校等诸多单位开设党史课程的实际需要，有关党史通史类的著作大规模涌现，主要就有：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等。其它的党史通史类著述，主要还有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中国共产党90年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则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產党的七十年》一书。在1990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杨尚昆等提出应该尽快撰写出一部完整的、篇幅不太大的党史通史简本。因此，胡乔木即向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建议，“希望党史研究室集中力量写一部40万字左右、比一般教科书站得高、有新意的反映党的70年历史的著作”[6]58。因此，从这个大历史背景来看，胡乔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编撰的倡议人之一，而且，还准备直接统筹该部党史通史的编撰工作。并且，在该书出版的前夕，胡乔木还应邀撰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题记，高度评价了该部书稿的质量，直接推动了该书的顺利出版。

下面，就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编撰所作出的重要指导进行简要地阐述。首先，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撰工作作了总体性把握。胡乔木原“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为此他在1990年8月27日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这事。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16]33。一年后，胡乔木还说：“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在8月15日由他亲笔写成”[5]49。其次，胡乔木在1991年7月下旬还抱病审阅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初稿。据胡绳回忆道：由于胡乔木身体的原因，“我建议他看一下第七、八、九章的稿子。这三章写的是从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三十多年的事。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了”[5]48。但是，胡乔木“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这部分二十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5]48。比如，在该书第七章第八节在题为《八届十中全会》的一段中，在讲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发展，另一方面还能继续进行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对此，胡乔木加上了这样一个结语：“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9]407最后，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作了总体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我把《七十年》看完了。写《题记》的时候只看了七、八、九章和结束语。全书确实把70年历史简要地写出来了：党进行了哪些斗争，取得什么成绩。”“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满足于重复已有的结论与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中许多细节，独立作出判断，用的资料很多。体裁夹叙夹议，是贯穿全书的另一特点”[16]206-207。总之，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编撰过程所作的简要回顾，可以大致知晓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党史通史编撰成果深受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编撰的深刻影响。尽管，这两部党史著作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党史论点的推敲上、党史编撰水平上不可同日而语，但所透露出来的共性特点仍值得关注。而且，就整个党史通史编撰的历程来看，过去的党史著述有一种倾向，就是重理论轻史实，重议论轻分析，引经据典，惯用理论概念的推演来代替对党史过程的详细描述。这样就使得生动活泼的中共历史进程画面无法得到具体、形象的反映和展现。而为了学习、宣传和研究党史，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胡乔木就多次要求党史著述的编撰要能够力求做到夹叙夹议、生动活泼，其实就是对这一党史书写偏向的纠正。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党史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都力求达到论从史出和夹叙夹议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各自的撰述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间的发展既蕴含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又有着外在的社会激情，显示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17]。总之，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间既深刻地折射出了党史通史编撰体例的相继性沿革，而且，也为建构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四、 整体审视：关于中共党史通史

编撰研究趋向的一点思考

上文通过对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的实践逻辑、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的个案分析以及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影响的学理透视三个方面的简要阐述，大致考察了胡乔木关于党史通史编撰范式的主要论点。当然，限于多种因素，本文关于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范式及其影响只能作一粗线条的梳理，还有待于深入挖掘，以不断丰富对于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范式思想的认知。当然，在评析党史通史编撰成果时，还要注重运用学术史研究的视角，详细梳理各个时期党史通史编撰成果的得失。比如，党史研究大家张静如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尽管史料要比胡（乔木）的本子（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引者注）多得多，观点要比胡的本子进步、新颖得多，但基本框架并没有超出”[13]《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党史书写模式。可见，回溯和评析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编撰体例的重要性，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胡乔木党史通史编撰体例的沿袭性及其编撰范式的影响性。另外，也想借此概要阐述一下研究党史通史编撰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然，党史学科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历史学的定位才是党史学科的根本属性。因而，要加強党史学科的研究体系建设，就要重视和深入推进党史通史编撰的研究工作。首先，党史通史编撰工作的开展，需要有关党史的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等研究成果作为前提与基础，同样，要深化党史的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等研究，也需要编撰高质量的党史通史成果提供有力的支撑。因此，党史通史编撰的工作与党史的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等研究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其次，党史通史的编撰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组成部分。党史通史的编撰是对党史发展全过程及其研究成果的系统回顾，因而，这方面的编撰水平直接体现了一个时期党史研究的水平，是对党史研究成果的总体性检视。再次，通过对党史通史编撰成果的研究，既可以了解前人在这方面已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能提出新的观点，也能够正确地认识与明确党史通史编撰的体例和体裁，不断提高党史著作的撰写水平。史学理论研究大家瞿林东近来指出：“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8]尽管，这是针对中国通史编撰方法而言的，但对党史通史的编撰也颇具启发意义。而且，随着历史文献和史料的不断积累，史学研究工作的日益复杂化，撰写历史学著作特别是大型的历史学著作日益需要进行集体合作。因此，如何协调和解决集体性修史与成一家之言，就成为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党史学界在编撰党史通史论著时，既要在这个过程中深刻展现个人撰史的鲜明个性和积极性，又要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发挥群体编撰党史的智慧与作用，诸如，“两个发展趋向”观点[1]就是其中一个极好的典型例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9]8。因而，在这样重要的背景下，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加强党史学科建设的工作都面临着好的机遇。研究者不仅要深入讲好中共的历史故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新中国）的历史故事[20]，也要积极关注党史通史编撰的问题。通过编撰质量较高的党史通史类著作（包括新中国史著作），不断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以及展现中共思想理论的魅力。另外，近些年来，党史学界所关注的“胡绳学派”的党史学范式问题[21]，还有诸如概念史、跨学科等史学理论问题[22]，实际上也都是研究者对加强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积极努力和回应。这无疑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党史通史编撰及其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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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Study on Hu Qiaomus Compiling Paradigm of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PC

WANG 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basic index to measure the research level of the party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discipline. In 1951， Hu Qiaomus compiling on Thirt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PC. The practical logic of Hu Qiaomus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arty was the research activity he participated in the 1940s The compiling paradigm of the Thirt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inly has been included： creating a precedent for the CPC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determining the analysis and comment on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conferences of the CPC history; and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CPC history When looking into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PC， educational circles should systematically recognize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Hu Qiaomus compiling paradigm on the subsequent writing of the CPC history

Key words： Hu Qiaomu;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history compilation; theoretical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