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轻白俗是苏轼对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诗歌风格的评价。笔者从作家生活、审美观念、时代风气等方面入手，结合相关诗文作品，旨在探索二人尚俗、写实的文学创作理念和艺术特色。

关键词：“元轻白俗” 尚俗 写实

“元轻白俗”这个评价最早出现在北宋文学家苏轼的《祭柳子玉文》中，一经提出，大为后世赞同。中唐时期，元稹和白居易本就相交甚欢，又因二人在写诗风格和政治理念上观点相近，在当时齐名，世称“元白”。两人作为“元白体”的代表人物，对于诗风的“尚俗”“写实”大加提倡推行，对后世诗坛有很大影响。

一、“元轻”

“元轻”，即指元稹的诗歌多流于轻浮艳情。抛开人品不谈，十五岁以明两经擢第，二十三岁登吏部科，二十八岁便任左拾遗的元稹可谓是典型的“才子型”作家。但其情史风流也是众目可睹：元稹在历史上可考姓名的情人就有六位，不管他是“渣男”还是“情种”，其丰富的情感经历对其整个诗歌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都有着很大影响。

首先，第一个进入元稹生命并让其为之倾倒的“初恋”双文占据了元稹艳情诗的大部分篇章。元稹于青年时期在友人家避难时遇到了天真美丽的少女双文，二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说：“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 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a元稹在坠入爱河后为两人的相遇和爱情写了很多缠绵悱恻的情诗，着力描绘他们纯真美好的爱恋缱绻，如《赠双文》《会真诗三十韵》《莺莺诗》等，其中“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等句更是进一步描写了双文美艳娇俏、憨媚可人的神情姿态。不仅如此，元稹在后期也对双文充满了怀念，甚至特意作了《莺莺传》，借张生与崔莺莺曲折的爱情故事反映自己与双文的情感经历，其辞藻之雕琢，情节之婉转，都能看出元稹对初恋的真切怀念。

元稹的艳情诗多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极具细节地描绘自己的艳遇经历和艳情风流。他追求以完整的形式详尽地叙述自己纵情声色的全过程，并对情爱过程有大篇幅的细致描写，极尽铺陈。其诗轻佻浮艳，却形式完美，展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这和中晚唐冶游狎妓之风有一定的关联。杜牧就曾借笔下人物李戡之口批驳晚唐诗坛艳诗层出不穷的现象：“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其中“纤艳不逞”亦可看作对元白艳诗的一种评价，即诗歌在艺术风格上颇为细巧艳丽，给人以轻佻、浪漫的色彩。

同时，元稹还有些较为清浅的艳诗，这些诗多是一些人事追忆，也有的暗含讽刺，但都扎根现实生活，社会基础深厚。如《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叢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表达了对亡妻韦丛的深切缅怀，其抒情婉转深沉、张弛自如。就诗歌意境来谈，全诗悲凉却不低沉，缱绻却不浮艳，言情又不流于庸俗，可谓到了唐人悼亡诗中的决胜境界。其《遣悲怀》中“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等句都能看出元稹对亡妻的真挚感情，再加上语言的口语化，使得诗歌虽然对仗工整，却又不失家常，在极具浪漫悲情的同时又更添一份朴实，所以较之潘岳等悼亡诗更能为大众所接受、流传更广。b

再看《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人以独特的视角，用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的语言，借“白发宫女”与“红花”的意象对比，抒发对物是人非、朝代兴衰的深刻感慨。看上去虽是“写实”的悠闲笔调，实则用意深沉，语少而意多，含蓄蕴藉的同时颇具历史沧桑之感。还有《连昌宫词》，借居住在连昌宫旁的老人之口，通过一些适当的夸张与想象，在扎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史实的同时又不被其所拘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与当下的荒废颓凉对比，对唐代时政进行了含蓄的针砭，表达了对藩镇割据、奸相弄权误国的反对与批判。诗人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全部集中在“连昌宫”这个典型的环境中来描绘，极具典型意义和历史认知，“有监戒规讽之意”c。

元稹既然擅写艳体诗，自然不乏写给歌妓的作品，如《春词》等。诗中大多笔墨都是诗人与风尘女子的寻欢作乐、歌舞酬情，其酒席间的诗歌赠答在表现文人们风流倜傥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前代“宫体诗”的影子，但较之于前代宫体诗的浓艳绮靡，元稹的艳体诗情感更加细腻，用笔也更加清雅。d

二、白俗

白居易则是众多古代评论家所公认的“尚俗”派诗人，其“尚俗”倾向主要体现在其语言通俗化和思想亲民化，同时其选材内容大多来自社会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白居易在总结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体系，并促成了新乐府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白居易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他提倡“彩诗”一职的回归，“补察时政”，将描述人民生活的诗歌采集上呈给统治者，使得人民的心声被知晓，从而达到“济人病，补时阙”的政治反思目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也旨在加强诗歌的政治作用，他特别强调诗歌应该针对当下的社会特征，为人民而作，反映民间疾苦。这种观点不仅是白居易自己的创作追求，也是他和元稹等一系列中唐文人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运动纲领。但其对之前屈原、李白等先人豪放飘逸、雄浑恣肆的浪漫主义作品和地位大肆批判，不免有些偏激狭隘，但对于当时趋于逃避现实的中唐诗风来说，也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态度的极端还体现在白居易对于诗歌应该涉及政治的决心，在致力文学当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蓝本的同时，他指出在进行与政治服务相关的诗歌创作时，应主动了解时事政治，积极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这一观点在《与元九书》中也有体现：“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e与此同时，白居易还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和社会作用，“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他认为诗歌要紧紧扣住“情”和“义”，在“情相通”“义相切”的基础上进行“实义”创作，并宣扬诗歌的“美刺”精神，以此来达到感化作用，使得“泄导人情”“补察时政”成为可能。他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重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相统一，要求语言浅切通俗，反对之前诗词章句精雕细琢的风气。其对音节韵律和谐婉转极为追求，在诗成之后总会念给街边老妪听，听不懂就改，一直改到老百姓都能听懂吟诵为止，这些观念对于传统的诗歌而言确实都是革新。

由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出发点，其千首诗歌中占比最多的就是讽喻诗，这些诗普遍反映了人民疾苦，并表现出诗人对此极大的同情。讽喻诗的对象情感主要有三类，即对下层劳苦农民的关切、对广大妇女群体（宫女）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白居易已经把宫女当作了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和对宦官等黑暗腐朽政治体制的揭露与批判，如《采地黄者》《上阳白发人》《卖炭翁》等。f

在藝术形式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也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主题专一明确。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诗人一般一首诗只集中地选取某一件具体的社会现实来写，并且“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使其诗歌在成为典型的同时不失细节真实。比如当时被人诟病的“宫市”，被宦官欺凌压迫的下层百姓数不胜数，而白居易却独独只捡《卖炭翁》一件，“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寥寥数字，将一位社会底层的老翁形象描绘刻画得栩栩如生，“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更是把宦官的狗仗人势、鱼肉百姓与卖炭老翁进行对比，凸显了官吏残暴、百姓疾苦和政治的黑暗腐朽。

同时，其阶级对比十分鲜明。白居易往往喜欢花大量笔墨描绘统治阶级或者地主阶级的糜烂腐朽并在将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突然转弯，抛出一个对立面，如《轻肥》中宦官们一开始相聚宴饮时的鱼肉欢庆。从“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到最后与衢州百姓饥荒困苦以至于“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烈景象，此种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唐时期社会阶级的矛盾及其显著的对抗性。

第三则是强调叙事和议论相结合。讽喻诗一般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叙事诗，而白居易对“卒章显志”的追求使其在诗歌叙事到最后往往转为议论，并对所揭露的事做出明确评价，但这种趋于极端的追求导致白居易有的诗歌近乎纯粹说理，给人以枯燥、乏味等沉闷之感，容易流于苍白的说教。

除此之外，白诗的语言通俗却不失外貌、心理等细节性描绘。例如《卖炭翁》一诗中一上来就对卖炭翁展开描写：“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一位年迈且生活穷苦的卖炭老翁形象，接着又通过“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展示了其内心的矛盾，对其心理描写刻画得细致且真实，也由此更令人感动。另外，其平易近人、“老妪可懂”的通俗语言更是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风格。虽然通俗的诗句读起来好懂，但在创作方面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考验诗人语言功底的。袁枚评价白居易诗歌：“意深词浅，思苦言甜。寥寥千载，此妙谁探。”这也是白诗可以流传如此之广的原因之一。

三、元白诗歌在“写实”“尚俗”方面的异同

（一）创作主旨不同——元诗散乱，白诗严密

从诗歌的主旨选择上来看，元稹曾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中说：“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而白居易则强调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从诗歌的主旨意图来看，白居易诗歌创作涉及的范围明显更加广泛。在诗歌主题的表达上，元诗“往往夹杂他事他意”，显得繁复模糊，而白诗的“一诗悲一物”则要单一明确得多。如同样的《上阳白发人》，元稹在最后的“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一句中把上阳宫人称为“贱嫔”，明显违背了诗歌本来对被幽闭宫女同情关怀的初衷，而白居易则花了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宫女们的悲惨遭遇，其中“一生遂向空房宿”“天宝末年时世装”等词句更是十分有深意，再加上其对典型人事物的选取与聚焦和“卒章显志”的极力追求，使得白诗主旨更加一目了然。g

同时，元诗的题材选择往往只局限于社会弊端，政治意味更重，且涉及面小，仅仅偏重于国防外交，而对当时民间的经济、人文状况、社会风俗鲜有提及。相比之下，白居易的取材更加广泛，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有关政治时事、国防外交，还涉及文化精神，以及经济生活上的苛捐杂税、社会伦理、民间风俗等，所谈的对象从君臣宦官到地方官吏，从宫中女子到民间男女，较元稹之诗更有深度和广度。

（二）诗歌语言差异——元诗繁杂晦涩，白诗通俗易懂

清代贺裳曾对元白做出如此评价：“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话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茫中间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既由风气转移，亦自材质有限。”元稹更注重遣词造句，其诗一般句式整齐，讲究声韵，为此不免精雕细琢，而白居易则句式灵活多变，行文流畅且跌宕起伏，其感情的丰富变化也更容易让人引起共鸣。h

（三）写作手法——元诗单一，白诗丰富

元稹对于诗歌，特别是讽喻诗，创作手法比较单一，大都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如“我闻”“我悲”等，直接先叙事后转为议论，缺少情节的曲折跌宕，看多了不免枯燥乏味。而白居易诗除了平铺直叙以外，还采用了复沓、叠韵、比兴等方式，加上外貌、动作、心理等细节描写，生动形象，且能推进气氛渲染，在深化诗歌主题的同时又不失节奏感和音韵美，读来流畅自然，给人以强烈的形象感受。

四、结语

苏轼在评价“元轻白俗”时把“轻”“俗”视作二人诗歌作品中的缺点，其实不尽然。元白诗派追求通俗，崇尚写实，他们讲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社会生活和政治的相关性为切入点，通过对人间疾苦的仔细体察，来达到在“救济人世”的同时“补裨时阙”的作用。其对于诗歌“尚俗”“写实”，不作无病之呻吟的教化作用和政治功能的提倡，不仅有力打击压制了逃避现实的中晚唐诗歌颓靡风气的抬头与发展，更是诗坛理念上的创新。i

a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b 向芸萱：《浅析“元轻白俗”的诗风评价》，《文学教育（中）》2010年第3期。

c 万建军：《浅论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d 王晓萍：《元白体的艺术特色》，《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2期。

e 刘艳萍：《从元稹、白居易艳诗看中唐诗歌的写实倾向》，《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f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册》，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g 李扬扬：《浅析元白新乐府诗歌中的不同之处》，《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6期。

h 陈燕：《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诗之差异分析 ——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起》，《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年第4期。

i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72页。

作 者： 江明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