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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活着》时代

2021-02-08侯宜君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期
关键词:第七天余华感性

摘 要:《第七天》相较于余华之前的作品,掺入了更多感性叙述。一个不受现实经验和逻辑制约的“死无葬身之地”在他的写作想象中被構造出来,通过建筑的崩塌及人物的群体性死亡传达出了作者对理性世界的反叛与解构。而文本结构与阐释符码则作为传递的通道,实现了对荒诞现实的逃离。

关键词:余华 《第七天》 感性 理性 《活着》

余华讲述的是一个亡灵处于生与死的模糊之地时七天内的流浪过程。死亡是人间世最理性的东西,是永远客观存在的人生无法避免要走向的结局。然而,缠绕在死亡身上的附属物又是最感性的,面对无法避免的终点,人最强烈的情感会在死亡面前激发出来,可称生命的最后一次燃烧。《第七天》即是理性与感性于死亡已至而灵魂还未与人间告别时的连接与塌陷。

一、后《活着》时代

谈及死亡与余华之亡灵文学,绕不开的是《活着》,福贵也是一个孤独而孑然一身的“亡灵”,孤独的向哥要采集者叙述“生前”之经历,但是其生死观是理性的,即“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中作者的笔调是冷峻的,生死的巨大力量在文本中隐而不发。余华并不愿意用太过感性煽情的语音去强调社会之悲惨,喷发出的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保留且仅有的“活着”的原始生命理性的力量。但尽管余华的悲剧感在《第七天》中得到了一贯的延续,群体性死亡在文本中仍然随处可见,但以死亡之眼观生之真相,虽然余华的叙述语调比之《活着》更为荒诞,可“死无葬身之地”中爬在李月珍背后的二十七个婴孩,穿着长裤拼成的裙子的鼠妹的叙写甚至可称为一种慈悲和忏悔,其附着在被世界毁坏的人物形象上,使社会的冷酷与感性的深情构成了杂糅,从小女孩坐在埋葬父母废墟上写作业到杨金彪准确分辨出婴孩哭声饥饿口渴之区别,温热的超验与坚硬的现实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荒诞又理性、既戏谑又平实的阅读体验。这种体验有别于余华在《活着》中所塑造的旁观者视角,而让事件的参与者作为文本的内视角参与到叙事中,从而提供了更为感性的事件认知。

余华叙事策略的调整带来了这种感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了余华创作中存在的一种矛盾,即如何处理异常复杂的现实生活经验及作家内在的感受。正如洪治纲《余华论》中谈到的那样:“一方面说明他非常关注现实,渴望以强劲的叙事手段,击穿某些现实的本质,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在具体创作中时时忍受现实经验与逻辑的摆布。”a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相较于《活着》,余华虽然引入了更多的理性现实(而不是仅以福贵一个人为重心),但与之对应的是他也倾注了更多的感性色彩,甚至于每个人物在亡灵世界中都完成了自己美好的圣界想象。相比于《难逃劫数》《现实一种》中的“伤痕即景,暴力奇观”b,余华对于理性世界的态度开始趋向平和。蔡家园总结余华的写作轨迹是现实主义——先锋写作——现实主义。c从“看山是山”的客观理性,到“截断众流”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先锋,最后回收而落于平实之境。d《第七天》中理性世界的混乱和绝望与余华的内心世界达到了一种和解,或者说,作家运用写作理性提供了逃避的一种途径。

二、理性世界的塌缩与文本感性世界的构建

余华对于理性世界的处理是相当悲观化的。在文本中,作家反复提到大火与建筑的毁灭,这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物眼中的理性世界的坍塌。理性的塌陷成就了一个感性的“死无葬身之地”。余华的虚无主义情结和对社会现实的逃避正是这种坍塌的来源。在这个世界中,充斥着横死、卖淫、堕胎,这些丑陋是不自由生命的自由表达。当然,小说中“污水横流”的现实世界不仅是理性世界,实际上也是作者心中塑造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隐匿的世界,是一个由众多悲剧性格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命运构成的世界,并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展开。

但尽管现实世界“污水横流”,作家还是用篝火、棋盘、树林为亡灵构造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乌托邦。可以看到,余华于“死亡荒诞的真实”中构建了感性的彼岸可能。杨飞最终找到了生父,伍超知道了爱人的去处。在现实世界的理性荒诞之外,余华构建的是彼岸的想象中的命运救赎,客观而绝望的存在之域被投射到亡灵世界中。而经鬼魂之口诉说,构成了作家心中可以逃避而获救的乌托邦。这之间的通道则是一个浑浑噩噩处于两者之间在浓雾中飘荡的鬼魂,并游走于现实的建筑和荒诞之地之间。这是作家高明的一点,他用一个朦胧的亡灵实现了对社会禁锢理性的反抗,而亡灵之眼成为理性世界中客体存在无法审视现实的一个全视角的观察者。

而殡仪馆则是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的连接,是亡灵的“230”车站。生者在这里释怀,作为现实黑幕与死亡圣境之间过渡的驿站,死者在这里完成自己最后一个作为自然人的任务。殡仪馆在这里剥去理性世界最后一层遮羞布,由于在现实世界中个体的主观因素导致的差异,在感性世界中由于社会客观身份的丢失从而无我的客观性已经被抹去,在这之后,作为骨骼和灰烬的存在,将在自由的感性世界中遨游,解构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诉求。

从叙述结构来看,余华通过死亡的圆形扩散来呈现一种现实黑暗的无边无际感。杨飞的个体之死像是一颗石子丢进湖面,一圈一圈的死亡“涟漪”层层展开。正如余华所谈到的:“《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的作用,‘我在叙述里是一个圆心,叙述的圆规一圈一圈往外划出一个一个的圆。”e于是,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浓雾。作者故意用一套似是而非的客观叙述手法和这种浓雾感结合,构建一种朦胧的似是而非的世界,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混合物。人物只有一些简单的特征,“蓝制服”“白手套”,整个城市也笼罩在一片“雪花和浓雾”之中。这样的叙述手法是作家的感性通过理论性的阐释符码来构建文本中的人物形象。

另外一种则是叙述角度的变换使得感性世界更为丰富,人物都是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被构造出来的,杨飞的角色在文本中便有三重向度,养父眼中被遗弃的婴孩、李青眼中忠实而软弱的伴侣、鼠妹眼中寡言的邻居。在文本世界之外,在读者那里,他是命运悲惨而重情感的传统主人公形象。在不同的视角中人物线索相互勾缠而构成的杨飞,成为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写照,此是作家感性运用写作理性而达到感性人物塑造的途径一种。

三、作者意图:感性乌托邦与文明反叛

受难周第七日是复活节。耶稣从墓葬中复活而消去了一切的攻讦和谩骂,而“死无葬身之地”即“财主约瑟的坟墓”,使奔忙的灵魂“息了自己的劳苦”。对于理性世界的悲悯与绝望在第七天消解,尽管还有遗憾。不过“感性精神的建构活动也在于来超越给定的理性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确立自身在历史中的生存意义”f。这也是作者所传达的一种乐观。胡文英论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这也是对余华的一个绝妙注解。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作者就已经在构建一个可能存在的远方乌托邦g来安放一个少年的远方想象,但还未到达便胎死路上。而当社会理性急剧变化,作家的创作理性也趋于成熟时,彼岸圣境的想象也趋于完整。社会意识形态的拯救被放弃,彼岸世界的圣境成了解脱的唯一通途,但是他又不得不通过一个个理性世界的投射来刺激感性的疼痛,这种感性的疼痛即余华所谈的“当代中国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对于文明反叛的过敏反应,而荒诞破除了传统世界的空洞抽象,使得真情外显,尽管有些卑下而无足轻重,但它仍然使得阅读者开始关注到那些被遗弃的存在本身。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作家将感性与理性联系起来的意图似乎过于明显,余华本人即说:“我写《第七天》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h作者有意用构造出的感性世界来折射现实世界中的某些污垢,因为太过明显而失去了它应有的冲击力。然而应该反问的是,是否是因为身处其中而感性神经已经麻木。对于《第七天》评论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文本只是新闻热点的复制粘贴。显而易见的是,荒诞作为理性“文明”的对抗面产生一种异质化的审美感,而现实如此荒诞,竟让荒诞小说变为写实小说。“这种缺乏文学虚构化处理的‘真实让文本丧失了‘再造现实的能力,读者的现实体验和记忆使‘鬼魂叙事丧失了其‘虚构叙事的作用。”i实际上日常生活已成为小说里的“现实一种”。福贵那个时代的人去阅读《活着》,会认为这无非是客观世界的流水账式的记录。从这个维度上看,《第七天》是现实社会的理性描述,也是对现代社会的感性想象。

a 洪治纲:《余华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第131—143页。

b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3頁。

c 蔡家园:《继续“先锋”与主体迷失——重读余华的〈兄弟〉〈第七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29—34页。

d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32页。

e 夏琦:《余华谈新书〈第七天〉:我会关注批评,但不是现在》,《新民晚报》2013年7月1日。

f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1页。

g 王德威:《从十八岁到第七天》,《读书》2013年第10期,第11—15页。

h 张清华、张新颖:《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第92—114页。

i 靳静静:《介入现实与意义失重——以余华、苏童、刘震云近年创作为例》,《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第148—157页。

作 者: 侯宜君,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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