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烟火漫卷》是迟子建描写哈尔滨城市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作家采取了主从交织、分层设计的情节结构，并分别在主从情节中设置了不同悬念，进而通过这些悬念引发的“突转”与“发现”构建起多元交错、错落有致的叙事体系，从而将小说从表层的个体叙事引入了更深层次的城市历史叙事。

关键词：《烟火漫卷》 叙事策略 悬念手法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新作《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细腻生动地描写了生活在北方冰城哈尔滨的一群普通人在数十年间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他们都各有难以言说的心事，在负重前行的人生路途中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喜剧，并共同汇聚成一幅多元丰富的当代城市世态风情画卷。当然，要想完成这样一幅人物众多、线索纷繁的广阔生活画卷并非易事，作家巧妙地将各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行动置于前景位置，通过情节线索的巧妙设计和叙事层次的步步加深精当地构建起相互交织、互为映衬的叙事网络。

一

在《烟火漫卷》中有独立个人故事的人物不下十余人，为了将这些人物及其行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家采取了主从交织、分层设计的情节结构。在整部作品中，刘建国四十多年坚持寻找被自己多年前丢失的友人之子“铜锤”这一行动是故事的主干情节，此外还有其他两种不同类型的次要情节。根据这两类情节与主干情节之间的关系，可区分为“并联式”和“串联式”两种。其中，“并联式”是指次要情节中的人物及行动并非由刘建国寻找孩子这一主干情节直接派生，“串联式”是指次要情节中的人物及行动是由刘建国寻找孩子这一主干情节直接派生出的。

第一类“并联式”情节主要包括黄娥和翁子安的故事。他们本与刘建国互不相识，在听说刘建国苦心寻找丢失的孩子后主动联系了他，黄娥想把自己的儿子杂拌儿托付给刘建国，翁子安每次出院时都会在早上四点约刘建国的“爱心救护车”接自己出院。如果说刘建国多年寻找孩子未果是主干情节产生的悬念，那么黄娥和翁子安的故事中包含着不同的悬念，黄娥为什么要以一种不近情理的方式让刘建国将自己的儿子当成他多年来寻找的孩子？翁子安为什么总是选择在同一个时间独自一人出院？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些次要情节包含的悬念与主干情节引发的悬念逐渐交织在一起并将情节发展推向新的转折点。

第二类“串联式”情节主要包括于大卫、谢楚薇夫妇以及刘建国兄妹刘光复、刘骄华的故事。由于他们都与刘建国有着较为亲密的关系，一方面以当事人或见证者的身份推动着主干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以穿线人的身份将主干情节与其他人物的故事串连在一起。在黄娥无处安身的时候，刘骄华为了让哥哥刘建国日后能得到照顾，主动把他们母子安排在榆樱院自己闲置的房子中并多次帮她调解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后来，谢楚薇又把黄娥的儿子杂拌儿视为自己的养子悉心照顾，这也帮她舒缓了失去儿子铜锤造成的痛苦。这些与刘建国有着密切关联的人物有意为之的行为，恰好起到了连接小说中不同类型次要情节的作用，使得两类情节线索得以合拢，进而与主干情节一起形成了错落有致、多元交错、完整有序的立体情节构架。在“串联式”情节中还包含着与主干情节相呼应的悬念，于大卫在约刘建国一起为母亲扫墓后，突然提出不让刘建国继续寻找自己的儿子铜锤：“我们的铜锤，为什么不能是别人的孩子呢？”这种突如其来的宽恕不免让人产生困惑，是什么原因使得于大卫劝说刘建国不再寻找丢失的铜锤，这与主干情节产生的悬念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作为“情节说”的提出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情节划分为简单与复杂两种，前者摹仿的是简单行动，后者摹仿的是复杂行动，“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与‘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达到结局的行动”。毫无疑问，《烟火漫卷》的情节设计属于由多位人物及其多样化行动组成的复杂情节。不仅如此，作家还分别在主干情节和两类次要情节中设置了各种悬念，这些悬念也成为叙事策略中的重要布局，因为每一个揭开谜团的过程都会对主干情节的发展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描述的“发现”或“突转”。

二

小说在上部“谁来署名的早晨”搭建起主从有序的情节框架之后，下部“谁来落幕的夜晚”就开始利用人物间的交错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行动逐一解开各个情节设置中的悬念，通过扣人心弦的表层叙事来达成小说的深层叙事目标。

第一个被解开的悬念是黄娥的丈夫卢木头失踪之谜。黄娥对外的说法是四年前由于她外出探望爱慕她的舵手刘文生，卢木头赌气出走，所以她才带着儿子来到哈尔滨寻找。当不明真相的刘文生来到哈尔滨找到黄娥时，真相才得以水落石出。原来，卢木头早在四年前的那天夜里怒极身亡，黄娥将他的尸体葬入鹰谷，随后带着儿子杂拌儿来到哈尔滨寻找刘建国，目的是将孩子托付给刘建国以后，自己回到鹰谷为卢木头偿命。这一真相乍看起来与小说的主干情节无关，但实际上却是解开其他悬念的预示，即便是一个人的无心之错，很可能会改变其他人的人生或给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从叙事节奏的角度来看，这一悬念的顺利破解也为其他悬念的破解进行了简单铺垫。

第二个被解开的悬念是刘建国的身世之谜。原本刘建国以为自己的身世并无任何蹊跷之处，结果被好友于大卫告知他其實是被刘家收养的日本遗孤，这就是于大卫此前让他放弃寻找铜锤的真实原因。这一突兀而来的事实将小说情节带入了“突转”——“自从于大卫告诉了他的身世遭遇，刘建国倒是彻底放下了寻找铜锤的念头，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对镜中的‘我，突然感到陌生。”刘建国的大半生都在寻找丢失的孩子，而他却从未想过自己同样无处寻根，而在此之前的一次故地重游揭开了刘建国内心的另一重伤痛，多年前在寻找铜锤的过程中他因一念之差伤害了还是个孩子的武鸣并将其一生拖入了痛苦的深渊。

从小说情节发展的走向来看，主干情节的这种双重“突转”意味着刘建国这一叙事主线的身份和故事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他从身份清楚的助人者转而成为身世不明的犯错者，原本单线条的个人悲剧因此转化成沉重历史与幽微人性相互扭结的多维度悲剧。与之相应地，主干情节的“突转”也开始将故事从表层叙事引向了更深的层次。

与黄娥相比，于大卫和刘建国的人生际遇有着更为明显的时代烙印，折射出这座城市历史发展的复杂轨迹。一方面，从血缘身份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的族裔身份反映出哈尔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曲折历史。在20世纪初，因中东铁路的建设，哈尔滨“成了远东地区的国际大码头，领事馆林立，各国的生意人纷至沓来，侨民激增”，于大卫的母亲谢普莲娜就是在这时候来到哈尔滨，在经历了一次婚姻悲剧之后和于大卫的父亲走到一起，为此于大卫还曾怀疑过刘建国是因为自己的儿子铜锤有犹太裔血统才有意丢弃的。与于大卫的犹太裔血统相比，刘建国的日本遗孤身份则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东北的特殊见证，由于他父母双亡，刘鼎初收养了他并使他得到了新家庭的全心接纳和爱护，“落地生根，已是刘家土壤的一株植物，与此荣枯”。另一方面，尽管于大卫和刘建国的族裔身份暗示出哈尔滨这座城市在建国之前的历史发展和变动，他们的个人经历却完全是这座城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写照，其中对他们命运影响最大的就是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正是在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时，为使于大卫夫妇安心复习准备高考，刘建国送铜锤回哈尔滨却在火车站丢失了孩子，他们的人生命运也由此被改变，而有着深刻时代烙印的知青经历也恰恰成为破解铜锤丢失之谜的线索。

在小说中，最后被解开的悬念是翁子安的身世之谜。翁子安从病重的舅父那里得知自己就是刘建国寻找多年的孩子铜锤，当年他的养母因被返城知青抛弃而在生下孩子后精神失常，为此翁子安的舅父在哈尔滨火车站偷走了铜锤，冒充病死的外甥“四点”。翁子安每次都选择在早晨四点出院，就是因为他一直把这个时间当成自己的出生时间。按照情节发展的邏辑，随着翁子安身世之谜的揭晓，小说主干情节的悬念得到了破解并实现了最终的“发现”。然而，这一情节的“发现”却再次伴随着“突转”。得知了儿子有了下落的谢楚薇并未欣喜若狂，未经自己抚育就已长大成人的亲生儿子是陌生的，自己身边的杂拌儿才是难以分离的、最重要的；刘建国拒绝了翁子安舅父的巨额经济赔偿，选择离开哈尔滨陪伴在被自己伤害过的武鸣身边。

当所有的悬念逐一揭晓，当一次次的“发现”与“突转”相伴，小说深层叙事的指向也逐渐清晰，这些活跃在前景位置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特定时代的个体，他们身上的重负和心中的秘密既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而他们努力追寻的是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的统一。尽管他们的追寻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完满的结果，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始终保有面对未来的勇气并不断追寻着新的生活，这才是小说名称《烟火漫卷》的独特含义——“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烟火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2] 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 诗艺[M].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6WWD0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9YJA752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树欣，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中外文学比较。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