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越

摘  要：当大一师范生走出高中时期较为普遍的“分数至上”的评价机制后，如何定义大学生涯的“成功”，对其未来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某校大一师范生为调研对象，通过研究“超星学习通”软件的课上互动发现，大多数学生仍然以在高校制定的考核规则中的胜出为成功最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上。但也有学生试图跳出高校的评价体系去探寻个人的兴趣和目标，或者将个人主观情绪的良好体验视为大学生涯的成功。只有较少同学将“成功”与青年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相关联。因此，高校教师和相关教育工作者需针对学生关于“成功”的价值观念进行合理有效引导。

关键词：师范生;价值观念;成功

中图分类号：G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45-0019-04

《绩点为王：中国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于2020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中，北大和清华大学的学子多是各省市高考成绩的佼佼者，他们拥有着令人艳羡的学业资本和想象中光明的未来。北京大学刘云衫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最聪明的年輕人在极度竞争中，对成功的渴望已经压倒了成长本身，使得他们精疲力竭。张明（化名）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大的尺子，从天连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时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1]。张明和他的同学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拥挤到同一个赛道上，认为只有这个赛道上的胜出者才是真正的成功者。鉴于此，本研究对东南沿海地区一所“211”高校的大一师范生对大学“成功”的理解展开调查和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过程

大一是学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重要时期，进入新环境后，学生将会面临来自学业和生活的诸多挑战，个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化甚至重塑。高校师范生多将会成为未来的教师，他们如何去认识和解读“成功”，也许不光影响个人未来的发展，还将影响他们的学生。所以，了解学生在这个价值相对多元的时代如何诠释“成功”，对高校教师在教学中真正走进学生内心、从而帮助学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多数学生手机上普遍安装了“超星学习通”软件以配合线上学习。在2021春季的线下课程中，本研究发现该软件仍可以较好地辅助教学，促进线下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软件中设有讨论功能，教师可发起讨论话题，学生可在讨论板中畅所欲言且相互点评。结合课程需求，本研究发起了“你是如何定义大学生活中的成功”的讨论问题，给学生8分钟左右的思考和作答时间。研究共选取了东南沿海一所知名高校某班级的59名大一师范生，呈现与分析研究对象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高校考核项目中的优胜

有近半数的同学在定义大学中的成功时提到了对学业成绩和专业知识的掌握，如“学习成绩好”“成绩优异”“优秀的成绩，学习到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掌握了课上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如何算作“成绩优异”和“掌握了专业知识”，则多是依靠外部的评价做判断，如“期末顺利过关”“拿到奖学金”“学业有成，可以保研”。也就是说，任课教师评判的分数、是否获得奖学金和保研资格是成功的显性指标。

除学业成绩外，目前各大高校对大学生的考核项目还主要包括品德素质类和创新实践类。其中创新实践类所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各类比赛和院校级职务头衔等诸多杂项。在新生入学教育和每学期的评优评先中，学生已经慢慢地熟悉了这些规则，并将在这些考核项目中的胜出作为定义大学中“成功”的重要标准，比如“参与各类竞赛，争取名列前茅”“社团班级混得风生水起”“积极参加各种能够提升自己的活动，大创呀什么的完成得很好就是很厉害的了”等。还有学生意识到学业成就、品德素质和创新创业很难兼顾，从而在定义大学的成功时进行了部分的取舍，如“将学业的知识掌握牢固，水平保持中上即可。在平时积极参加活动，增长社会经验”“成绩中上，对自己大学的努力奋斗画上完美的句号。能融入社会，在大学中已经掌握纯熟的社交技巧和生存能力，脱离家长的庇佑能够独立生活。有具体的工作去向，在大学期间有自己的创业项目或者实习工作”等。

由此可见，学生所定义的大学期间何为成功的主流是根据学校的考核项目，即“绩点”的计算规则。我国教育部于2017正式提出建设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的目标，大学成绩评价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开始大规模使用欧美的平均学分绩点制度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即（Grade Point Average，简称GPA）。GPA的高低成为评价学生大学能力和水平最为直观和重要的依据，评价制度改革的背后是我国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作为国家选拔出的精英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待遇而无后顾之忧。如今，高等教育逐步迈入大众化时代，学历持续贬值，大学生不再是往日的“天之骄子”。即使身处“双一流”高校中，学生仍然会感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有限性而陷入非理性竞争，从而引发焦虑等负面情绪[2]。此外，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师生关系也在高等教育的功能变化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已有研究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教师对学生的学业评价已然不仅仅基于能力和学业表现，学生对高GPA的需求甚至被当作消费者需求那样得以满足[3]。本应充满崇高理想的大学教育逐步变成了为了实现“学习有用技能—通过相关考试—增强就业能力—获得地位和财富”而攀爬的阶梯[4]。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东南沿海某知名高度的大一师范生，他们比较容易受到学校已有制度和外部评价的影响，从而将大学中的成功与绩点所考核的项目直接挂钩。但是，仅仅是高绩点未必能给他们带来内心真正的满足。对我国某知名高校A校2000多名本科生的调查中也显示，高绩点只能使学生获得一时的满足，提高学生的深度学习体验才是学生获得内心满足感与成就感的根本之道[5]。

（二）找到自己的兴趣或目标所在

与上述同学所定义的成功不同，有学生开始跳出高校现有的评价机制，不追求所谓的“成绩优异”，而是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所在，如认为“掌握好专业知识，不一定每一门都很优秀，但要有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科目”“有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加入喜欢的社团或组织”“不一定要是优秀的，在大学期间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并且能够有一技之长，对自己的选择很坚定，不对自己的大学四年感到后悔的人便是成功的”等。可以看出，这部分同学开始关注个人的兴趣爱好并积极构建相对主观的自我评价标准，希望在自己感兴趣或者热爱的领域有所突破，认为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努力就算是成功。

还有认为在大学期间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成功，如“有明确的目标，对自己的专业有一定的见解并能作用于生活”“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有自己的目标”等。步入大学生涯之前，在高考这个“指挥棒”的指引下，学生的目标感普遍比较清晰和明确，即考取理想的分数，从而进入理想的大学。但真正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很多学生会陷入迷茫，缺乏理想信念，不清楚自己下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6]。

除個体因素外，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里，个人的生命价值往往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信念来构建的，比如原生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父母工作的性质。因此，子承父业往往就会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这种选择方式虽然没有给予个体太多选择的自由，但是也不会导致学生纠结、挣扎甚至是无所适从。而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在赋予大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和职业权利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当学生还不清楚自己未来目标的时候。这种目标感的缺失会导致很多学生陷入一种心理上的恐慌，缺乏自我定位，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有效规划，从而迷失奋斗的方向和缺乏前进的动力。

“双一流”大学的学生也是同龄人中学业的佼佼者，他们拥有着较为聪明的大脑和刻苦的精神，但高中的学习模式使得他们多缺乏对自我的洞察。大学与高中的管理模式极为不同，大学给予了学生更多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如何使用这些突如其来的自由恰恰是需要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的。如同威廉·达蒙在《通往目标之路》中提到的，“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时，他是最迷茫的，也将无法等到满足感。”因此，部分学生将找到下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视为他们心目中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拥有较为强烈的个人愉悦体验

无论是迎合高校已有考核项目的标准，还是找到内心所爱和下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都是个体面向外部世界进行的积极探索，都有较为积极的行动意义。本研究发现，有部分学生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认为能体会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体验到个人的愉悦与开心即是成功，比如“功名利禄并不是真正的灯塔，成功其实很朴素，找到人生的真谛，知世故而不世故，学会热爱生活足矣”“热爱生活，快乐充实”“生活得平安愉快就算成功”“把握好时间，不留遗憾，快乐要比烦恼多”“每天都开开心心，有永远热情的人生”“快乐、健康、独立、可爱”。这些学生关于成功的定义注重于个人的主观体验，将情绪层面的“开心”和“愉悦”等同于成功。甚至还有学生认为“只要不曾后悔都算成功”“能够自我满足就算成功”，几乎完全是遵从个人的感受，而他们对于何为“不曾后悔”“自我满足”概念的理解是极为抽象和模糊的。

进入大学校园后，学生摆脱了高中巨大学业压力和家庭的各种束缚，有一种对个人天性尽情释放的意愿，不在乎外部评价标准，也不刻意进行对目标和兴趣领域的探索，而是把让自己开心快乐作为成功的标准。甚至还有学生认为大学中的成功等同于“混得开心”“玩得开心”。整个大学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步消解，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却不断扩张，最终容易滑向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观的虚无主义[7]。

本研究试图走进学生的内心，去探求他们这种对“成功”约等于“开心”想法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00后”的学生从小要面对远多于父辈的教育焦虑，承受着长久而巨大的学业压力。我国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普通民众逐渐习惯了日益丰盈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以及阶层的向上流动，这就如同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描写的美国一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大家仿佛都坐上了自动上升的扶梯”。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已经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加持下，家长对孩子学业失败的容忍度急剧下降，无法坦然接受孩子的失败和平庸。因此，家庭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入教育中，且将孩子的课外时间更多地交付于校外教培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指出，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在渐渐退出，因此每个家庭为教育的市场化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代学生从小就知道成绩是可以靠投入金钱而换取的。但是，这样的教育投入早已经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使学生因面临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不堪重负。他们在这样紧张的教育环境中已经度过了十几年的时间，离开家庭进入大学后往往就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自我放纵，希望与之前的压迫感彻底决裂，转而寻求情绪上的愉悦体验，从而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

三、讨论

通过学生在“超星学习通”软件上的畅所欲言可以看到，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成功仍旧与学校“绩点”的考核项目紧密相关，学业成绩仍是重中之重，在同辈GPA竞争中获胜仍然是大多数同学心目中大学成功的重要标准。在这样定义“成功”的过程中，确实有利于促进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积极参加各类社团和比赛，从而使得个人综合素质得到提升。但是，如此定义“成功”也可能会使得这部分学生为了取得高绩点而功利心太强，并将周围同学视为竞争对手，慢慢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且当大多数学生都在这条唯一且明确的赛道中奔跑时，极有可能陷入刘云衫教授所描述的发生在北大清华校园中的“内卷”。

此外，这样被“成功”观念驱动的学生很难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认同。他们的自我价值往往建立在自己成绩的高低或与他人成绩的比较中，思维容易被已有的规则所禁锢从而很难接受失败，经常感到紧张和焦虑。

相比之下，将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目标所在视为大学中“成功”的学生，由于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寻找和塑造，能够部分地脱离高校已有的评价体系，获得某种程度上内心的自由，但是寻找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诸多纠结与不安。或许是由于高中学校和家庭的压抑迫切地需要释放，有部分学生将个人愉悦体验定义为大学中的“成功”。这部分学生往往会在大学初期过得比较舒适，由于并没有强烈的好胜心，也没有太多探索的欲望，只是更多地关注自己当下的体验。他们往往在入学初期内心冲突是最少的，但是随着学业难度加大以及之后毕业压力的袭来，若不及时调整，会在学业后期面临诸多实际困难，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挂科，以至于无法顺利毕业。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参与本次课堂调查的大一师范生较少将求学期间的“成功”与当代青年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相关联，而“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8]。因此，学生自身需要对自身如何诠释“成功”有一定的自我认识和反思，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从同辈竞争中的视野中走向更开阔的天地。除学生的个人努力之外，任课教师和其他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在认真了解学生的想法后，有意识地对学生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加大教学投入，增加课后交流的时间，从而帮助学生真正拥有无悔的青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所211高校大一师范生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对“成功”的理解。结果表明，他们所理解的“成功”主要是传统的“绩点”标准。这样的认知在促进学生积极进取、努力提升自身素质的同时，也容易让他们形成恶性竞争，最终成为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教育更加内卷。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对于“成功”的认知呈现出单一性，这与我国高等教育乃至教育常年以来的单一化评价有极大关系。因此，在破五维的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部分学生能够将“成功”与他们的兴趣和目标统一，这显示了他们的自主性，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也要求学校对他们做好引导，以防忽视了学业成绩。“成功”与青年责任和社会责任联系较少，是目前大学生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学校和教师应该在课程、活动等方面积极调整，引导学生开阔视野，努力承担起青年的责任。

本研究在研究量本选取上还相对偏少，同时，本研究在对“成功”维度的划分还比较粗糙。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以后的研究深化或解决。

参考文献：

[1] 徐菁菁，郭子介. 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EB/OL]. （2020-09-20）. https：//www.sohu.com/na/419676894 _105067.

[2] 林扬千. 精疲力竭的突围：大学生内卷化现象的表现、危害及应对[J]. 当代青年研究，2021（03）：88-93.

[3] Imose，R.，Barber，L.K.. Using Undergraduate Grade Point Average as a Selection Tool：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J].  The Psychologist Manager Journal，2015，18（01）：1-11.

[4] 陶志欢. “佛系”青年的生成机理与引导路径——以当代大学生为考察对象[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01）：96-103.

[5] 黄天慧，牛新春. 本科生满意度、绩点和深度学习体验关系探究——基于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实证研究[J]. 高教探索，2017（09）：45-49+54.

[6] 吴建华. 不当学习的工具人——从高校心理咨询案例探析大学生“内卷”现象[J]. 亚太教育，2021（03）：65-66.

[7] 仰义方，陈沛珊. 网络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2（04）：86-92.

[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0.

（荐稿人：屈廖健，江南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