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舒鹤

今年9月，中国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上映（以下简称《1950》），豆瓣评分高达8.9分，也让抗美援朝老兵这个群体彻底走入大众视野。该片历时四年制作完成，通过26位老兵对入朝参战经历的讲述，对战争、友情、生命的理解，用平实朴素的话语，还原出真实战场的残酷，也触动着无数当代年轻人的心。

这部电影同时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宋坤儒。作为青年导演，他有着出众的专业能力，同时，他敏感、真诚、执着，“我就是条虫，就是作茧自缚，弄好了变成个蝴蝶飞出来，弄不好就是变个蛾子，我也乐意。”

梦与火

时針指向凌晨4点。辛娜从睡梦里醒来，昏暗中看见门外射进来一束光。她蹑手蹑脚地拉开门，是丈夫宋坤儒坐在台灯下，正翻看一本名叫《反脆弱》的书。

“风会熄灭蜡烛，却会使火越烧越旺。”读到这里，翻动书页的手停下了，这把火像在眼前，又像在胸口熊熊燃烧。

彼时，宋坤儒正在经历这部片子最困难的时刻：前有路演被迫取消，后有国庆档各路大片来势汹汹。他一咬牙，在没有任何宣传、任何铺垫的情况下挺着上映，果不其然，首日票房一片惨淡。

宋坤儒一直都有失眠问题，常常零点躺下，三四点时眼睛还睁着，“一到晚上，好多事情都冲进脑子里，控制不住”。多数情况下，他就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任脑海翻滚。实在难受的时候就出门骑车，穿过一条又一条只有路灯的街，骑到山顶，抽会儿烟，天蒙蒙亮时回去睡觉。

梦，是故事和灵感的生发地。他梦见过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城市跑步，只听得见耳机里的音乐和喘息。也梦见过在夜间行走时，背后一阵嘶鸣，一回头看到成百上千的羊群。这些画面深深印在他脑海，不忍拂去，索性留在电影里。有一次，他梦见一大片荒原，没有草，土黄色蔓延到天际，云过雁飞，出现一行字，“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那是《1950》刚做完粗剪的时候，大家为宣传语苦苦想了一周，直到这个梦的出现，带来了灵感。

于是在这幅海报上，梦变成火红的鲜花，掩映着三个年轻战士的笑脸，画面下方，一位老兵正望向鸭绿江对岸烽火连天的战场，海报右上角写着——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

夜晚盼梦，白日似火。一到白天，宋坤儒就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会议连着会议，城北赶到城南，不知疲倦。在片场，他兼任导演和编剧，工作人员说他“好像心里有团火，像一台永动机一样”，他不仅要调动演员、制定拍摄计划、规划下一站路线，有时连中午发盒饭都要盯一下。

用宋坤儒自己的话说，《1950》就像个“先天发育不足的孩子”，由于题材的非商业性，在投资人眼里，这是一个“根本收不回本的片子”，他一边拍一边借，历时四年，辗转多地，这个“孩子”才在夹缝中艰难出生。可上映后，由于票房不高，影院随时可能因为上座率低而取消排片，这犹如一把悬在头顶摇摇欲坠的剑。所以宋坤儒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挺着。与其说是导演对自己作品的坚持，不如说是内心的那把火在支撑着他，“哪怕有一个观众愿意看，我们都要继续挺着。不奢求大家对过去这段历史有多么了解，只要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群老兵为我们拼过命，就值了！”

茨维格在其著作《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谓地流逝，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种命运攸关的时刻充满戏剧性，可能集中在某一天、某一时，甚至常常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就在宋坤儒自己都快没信心时，这个“时刻”来到了，帮助和善意猝不及防地涌来。业内人士的肯定、好友的包场、电影院自愿加排“黄金场”、众多自媒体账号主动声援，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他心里的那团火，纷纷加入。

那晚，宋坤儒正走在花市街边，手机里收到“壹心娱乐”的朋友陈洁发来的微信，“老宋，片子我包了一场，你值得，片子也值得！”宋坤儒很少哭，在拍摄片场，哪怕对面的老兵呜咽，他也能出于职业素养强忍情绪。但这一刻，他觉得自己站不住了，蹲在路边哗哗流泪，并在朋友圈写道：“路边的眼泪从来不廉价，感谢所有人。”

这场眼泪过后，宋坤儒和片方共同做了一个决定——捐出票房。2021年9月5日，《1950他们正年轻》官方微博发布一则公告，“他们当年为我们拼了，我们今天为他们捐了”，宣布将截至当日归属片方分成的22.7万元全部捐给帮扶志愿军老兵的公益组织。无关名利，他就想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些。

意义

2018年，宋坤儒在拍摄一条公益短片时结识了几位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聊起战场上的趣事像说书似的”。与老人们的情谊始于工作，长于交心，在一次次长达数小时的聊天后，老兵们逐渐对宋坤儒敞开心扉，袒露温柔。

其中一位老人叫叶发坤，家里挂着一张特殊的相片。相片里的年轻人神情坚毅，目光如炬，肩膀上搭了一只手，但画面却只有他独自一人。后来宋坤儒方知，“这是叶爷爷和他最要好的战友。”

双双赴战场，归来剩独身。战场无情，炮火和冰雪掩埋了战友的生命，叶发坤老人不忍再看到好兄弟的昔日模样，一言不发地将相片折了一半，连同对那段往事的记忆，唯独留下了搭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手。

宋坤儒被深深触动了。一开始，他也只是随手记录，可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越来越多，随身带的四块硬盘一个个被塞满，他开始恐慌，感到害怕，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我害怕辜负。”面对老人们掏心窝的讲述，面对战场上曾经的硝烟尘土，面对一个个老人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有人愿意听我们说说话了”，宋坤儒决定，为老兵们做点事情。于是，在2019年一个蝉鸣的夏夜，宋坤儒和合作了七年的伙伴李牧，认认真真地喝了一顿酒，“让老兵们和大家说说话”也成为决定拍摄的初衷。

意义，远不止于说话，还有活下去。

影片中，薛英杰老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薛爷爷胸前有一道从不示人的刀疤，和肩膀一样长，当时他和敌人近乎贴面，寒刃刺来，这位战士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曾是抗美援朝战争军医的他，如今罹患癌癥，但老人却同他的伤疤一样倔强，始终拒绝接受治疗。

在宋坤儒的拍摄采访中，薛英杰老人从起初不愿提及往事，到滔滔不绝连续讲了六个多小时，期间脊背绷直，水都未喝一口。采访结束后，老人长舒一口气，终于靠在了椅背上，像是耗尽了全力。

宋坤儒说，他也是后来才知道，在拍摄完的第二天一大清早，薛爷爷就换上新衣服，从柜子最底下拿出勋章，小心翼翼地一枚枚戴上，独自坐着电动轮椅出了门。他摇摇晃晃地来到路口，等红灯时还乐呵呵地冲交警挥手，执勤的交警吓坏了，赶忙过来询问，老人拍拍他胳膊，抬起头笑眯眯地说：“小伙子，别紧张，我呀就是想去照个相。”后来，便从薛爷爷的家人处传来了老爷子愿意接受治疗的消息。

给老人们活下去的盼头，就是最大的意义。几个月后，为补拍画面，宋坤儒又一次找到叶发坤老人。隔着大老远，宋坤儒唤道：“叶爷爷！”“哎！”老人缓缓回头，脸上绽着笑，“是宋导演来了，来，抽烟，抽烟。”

水手

在成为导演之前，宋坤儒有长达十年的“流浪生活”。

1997年，他离开家乡北京，只身来到广州，卖过CD和磁带、做过婚庆策划、睡过公园长椅，他曾在清晨6点保险销售们一片“我要成功！”的口号中醒来，“还挺魔幻的”，宋坤儒这样形容。

去广州是为了音乐梦想。少年时期的宋坤儒，第一次听到崔健后就破防了，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的歌词给了少年去远方的决心。到广州后，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玩摇滚，组乐队，做地下音乐，一起演出，给乐队起了个戏谑又浪漫的名字——“雨中猴群”。乐队发展最好的时候，在摩登天空发过歌，也登上过音乐节的舞台。

当时，宋坤儒每天的生活费只有5块钱，中午他会花 1块钱买半斤咸花生米，“咕咚咕咚一喝水，花生米就在肚里膨胀了，顶饱”。到了晚上，买一碗炒粉和一瓶酒，揣着剩下的钱，去城中村里看露天电影，3块钱无限看。有酒吧邀请他们去唱流行歌，150块钱一晚，还有牛扒吃，但他们集体拒绝了，“我们虽然穷，但不会委屈自己去唱不喜欢的音乐。”

流浪的生活很清贫，醒来后常常不知自己将身去何处。有时面对残忍的生活真相，转身、分别接踵而至，但宋坤儒不焦灼，他仿佛有一种沉潜的力量，缓慢且笃定。即使薪水少得可怜，他还是会挤出钱办张图书证，每天坐一小时公交，下车后一头钻进广州图书馆。

彼时，在城中村那个被稻田簇拥的银幕上，他第一次看了《末代皇帝》《地下》《教父》《战争启示录》等，也第一次知道在这块银幕里，存在一个更深更远的世界。后来他进入影视行业，成为广告导演，开始在业界小有名气，在事业不断上升时，他选择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重回校园，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

影像，是继音乐之后又一个让宋坤儒愿意为之追求终身的东西。他喜欢1996年的一部电影《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影片中李保田饰演一名郁郁不得志的作家，“我就是条虫，就是作茧自缚，弄好了变成个蝴蝶飞出来，弄不好，就是变个蛾子我也乐意。”剧中人说完这句台词，屏幕外的人也潸然泪下。宋坤儒觉得，这句台词说的就是自己。

从《阿娜尔》到《冬牧场》再到《1950他们正年轻》，宋坤儒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的精力、灵感、信念，尽管《阿娜尔》入围国外多个电影节，《冬牧场》获选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和金鸡创投“艺术之光”优胜项目，但在残酷的市场上，优质内容有时却很难与高回报画上等号，他的作品除了掌声之外，并没有为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名利。

因而他形容自己是个“乐观的失败者”，“从世俗的意义上看，我确实是失败的，以前或许挺拧巴，现在已经坦然接受了。”他就像《白鲸记》里写的那样：“却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气馁，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抗辩。”生活仍要继续。

《草叶集》里有句诗：“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宋坤儒现在又重新拿起吉他，烦躁的时候弹一曲；喜欢走街串巷，听胡同口的大爷们聊天；全国各地到处飞，背上双肩包随时就能淹没在人群中。他就像一只磨砂的玻璃瓶，把星光和沙砾一股脑都吞进去，接受散落一地的沙砾，又坚信心中的那点星光，从外表看就是个不透明的大肚瓶，但瓶内，有个盛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