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一

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十二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七岁，最小的一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旗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得最长的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十六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虽然只是抬担架，但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六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里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唯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二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的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四十八岁病逝。病逝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四十八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十三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可以给家里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二十多個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四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中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说这是为我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撇菜”，我说：“爸爸，‘撇菜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撇菜。”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撇菜就是撇菜，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撇菜”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全都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很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纹丝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說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有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得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注：父亲生于1931年十月初一，今年九十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