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娟，漆翠芳，杨文方，杨力仁,2，黄丽燕,3，谢桂兰,2，王瑞奇,2，王珊珊，孙兰迪,5，徐梦梦,6，慕丽红7,,Mei Chun Chung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 西安 710061；2.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3.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广东 深圳 518017；4.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 西安 710032；5.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 100191；6.河南大学临床医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7.庆阳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甘肃 庆阳 745000；8.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社区医学院，美国波士顿 02111)

生育意愿一直是社会学与人口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纵观我国“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和“全面两孩”政策(2016年)的40年变迁，生育政策对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 786 万人到2019年的1 465万人，呈逐年下降，表明我国人口生育正在面临“超低陷阱”[1]，未来人口生育水平存在走低风险，国家宏观人口政策与个体层面的生育响应存在偏差，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迫在眉睫。已婚育龄妇女作为生育政策下最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主体，通过分析掌握她们的生育意愿从而预测她们的生育行为，显得十分重要。“独生子女”群体作为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下的产物，截至2015年底，数量将达到2.246亿[2]，其与“非独生子女”群体生育意愿的差异分析，对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基于审视国家宏观制度层面带来的冲击和民众对于人口政策的响应度，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丰富生育意愿研究的同时，科学认识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当前人口生育的基本态势，为政府调整人口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