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赵 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关键变量。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压力、战略动力与战略机遇。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关键是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准确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战略机遇，在大变局中实现从大到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大变局中依然有确定性：中国终将实现现代化强国

过去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注的角度一个是“变”，另一个是“百年”，即什么在变，究竟变的周期是多久，是一百年、五百年，还是千年。但今天，各种大事件、突发事件频发，理解这一论述会越来越感悟到，变的历史周期不是五十年，不是百年，而是五年、三年，甚至是每一年，如2019年再怎么讨论国际局势，谁会预料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疫情不仅影响了美国大选，也影响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社会心态。这说明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周期，重要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明显缩短，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社会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现在要顶风而上。过去中国发展水平低，同别国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中国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国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但无论如何，中国终将实现现代化强国，这是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

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有许多有利条件。在经济上，中国从高速度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6.3%上升到2019年的67%。1979年，中国GDP总量为4100亿元人民币，2020年为100万亿元人民币，40多年时间，中国的GDP翻了近244倍。1995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企业只有3家入榜，2019年有129家，首次超过美国的121家。2020年，中国有133家入围世界500强，美国则为121家。这是个十分辉煌的高点，也是个充满挑战的起点。一国国家崛起的张力越大，面临的阻力和压力自然也会越大。

在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愈加凸显。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中国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0年10月27日，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2020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新加坡、土库曼斯坦两国得分均为97分，并列第1，中国以94分排名第3，这显示出中国民众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冰岛、科威特、挪威、奥地利、瑞士、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联酋分列4至10位。中国是唯一进入前十的世界大国。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第一，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不少西方国家依次崛起，但人口规模不过10亿。例如，卢森堡全国人口只有60万，丹麦人口570万，瑞士人口850万，瑞典人口1000万等。而中国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就有十多个。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更大，但意义也就更不同寻常。第二，中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第三，中国现代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四，中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第五，中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过去由资本主义国家驱动的全球化或现代化，往往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为动力源头，其他国家均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状态，因此，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全球诸多领域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西方国家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伴随着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但同时进行的还有鸦片贸易、殖民主义，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不是暴力掠夺殖民地、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

二、中华民族不仅追求强大，更追求伟大

现代化强国要不断增强硬实力与软实力。过去不少领导干部认为，综合国力=硬实力+软实力，认为硬实力强了，软实力自然会强，但是两者不是一快一慢、一大一小的关系，软实力不是硬实力的附属。事实上，综合国力=硬实力×软实力，需要同步推进，硬实力是确保国家强大的，软实力是确保国家伟大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的确，现代化强国基于强大的文化力量。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只要理解了一国的地理，就能判断出一国的外交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便了解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便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外交风格。

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什么导致冲突？有人认为，是利益、资源。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资源的稀缺必然改变利益格局、导致冲突。是“资源的稀缺”导致冲突，而不是资源导致冲突。“冲突”一词的英文拼写是“rivalry”，这个单词的词根“riv-”就来源于拉丁语名词“rivus（河流）”，是“人们共用一条河流”导致冲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讲，有人认为是“差异”导致冲突，强调现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一样的道路、不一样的制度、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其实，这个答案也不准确，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导致冲突。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是绝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这几句话的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显然是西方国家所谓的“范式性力量”：强调西方价值观是国际社会的“标准”，要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各国要向美欧看齐，典型的理论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

差异是天然存在的。中美之间有差异、有不同，但导致冲突的不是差异本身，冲突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如何看待差异。当西方国家强势推行其“普世价值”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道义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人种高人一等、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这种道义上的优越感使得西方国家将改造“非西方国家”“非民主国家”作为其天赋使命。但这一改造的过程反倒给国际社会带来生灵涂炭：西方国家内部以“文明的方式”对待彼此，外部却以“整体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去应对世界。2017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多次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意味着把国际社会放到第二位，这就预示着美国不再伟大了。

我们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国际社会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但中国人强调文化、强调价值不是要输出文化与价值，而是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在实践中，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希望世界更美好。总体来看，过去五百年，西方价值观是求同的，而几千年来，中国或东方价值观是求通的，即和而不同。西方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而中国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在大变局中，经济、科技、制度的作用在凸显，文明的作用更加关键，有什么样的文明观主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世界。

表1 中、苏、美、欧外交理念与价值观差异

三、大国关系：从“帕累托改进”到“共同体改进”

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中美关系是关键中的关键。为此应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从学理上讲，什么算是稳定、均衡？在经济学领域，有“帕累托改进”，即个人受益，但别人不受损，不存在负外部性。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发展水平低，同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在美国看来：中国受益，美国不受损。但今天，中国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在美国看来：中国受益，美国直接受损，即中美之间的均衡被打破了。在经济学领域，同样也存在“卡尔多改进”，即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准则。核心思想是允许个人受损，因为可以拿集体收益来补个人受损。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卡尔多改进”难以适用，国际关系的基本假设是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最高权威，常常是“损不足以奉有余”。

对此，有中国学者提出“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教授提出“孔子改善”，强调自我利益的改善必然要使他者的利益同时获得改善。“孔子改善”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其二，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其三，自我利益的实现是在他者利益的实现中完成的。

如果说“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决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于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而言，还有一个自我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外交学院原院长秦亚青教授提出“孟子最优”，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足够合作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孟子最优”有三层含义：其一，个体和群体是共存共生的；其二，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也是共存共生共同促进的；其三，只有群体处于和谐状态的时候，个体的自我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实现。

有人说，2020年疫情大暴发，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命运共同体元年。那么存不存在“共同体改进”，即个人受益群体会增益、个人受损群体会俱损呢？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共同体群体的整体利益。中华文化强调利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强调集体，但也尊重差异、重视个体，重视长远。因此，中美两国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努力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很难说什么时候会进入后疫情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如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信任缺失、全球治理失序等。其实，对中国而言，没有什么“百年马拉松”，中华民族不以塑造敌人或消灭对手作为成功的衡量指标，而是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为责、为荣。

四、现代化强国进程要扎扎实实补短板

客观地说，实现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就是要认真补短板的过程，目前中国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排在世界第一梯队，但国家创新指数、全球软实力等指标排名不太理想。

将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8个大国的各项指标数据由1至8进行排名，得到如下表格：

表2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各项指标排名

按照国家创新指数、GDP、人口、面积、军事实力、全球软实力的横坐标顺序，中国在8个大国中的排名依次为第4名、第2名、第1名、第3名、第3名、第6名。以横轴为综合国力各项指标，纵轴为中国所得名次，将这些数据体现在坐标图中，得到如下折线图，即经济、人口、面积、军事等硬实力、物质性力量在上，但创新、全球软实力等精神性力量在下，中国综合实力呈现“哭泣曲线”（开口向下的U型）：

将美国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所得名次体现在坐标图中。总体看，美国综合国力各曲线非常平均，各指标都在前4位，特别是美国在创新领域拥有极强的优势。根据欧盟公布的全球研发投入50强名单，其中美国公司有22家，德国企业9家，日本企业6家。在文化领域，好莱坞、迪士尼等娱乐公司，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教育机构均代表美国极强的全球软实力。

欧洲国家在人口、面积、军事等方面都不占优势，但是在创新和全球软实力方面优势凸显，其综合国力呈现典型的“微笑曲线”（开口向上的U型）。比如德国，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8300万，但德国企业却能够行走全球，如创立于1731年的双立人，创立于1835年的贝塔斯曼，创立于1847年的西门子，创立于1863年的拜耳，创立于1886年的奔驰和博世，创立于1906年的万宝龙，创立于1909年的奥迪，创立于1931年的保时捷，创立于1937年的大众，等等。

对中国企业而言，我们已经实现了产业化，但品牌化和国际化相对较弱，有企业不等于有产品，有产品不等于有品牌，有品牌不等于有品牌价值，而没有品牌价值，企业的附加值就会很低。中国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培育企业家精神，要勇于探索、诚实守信，要重视创新、重视企业文化。有一句话很有说服力，即五年的企业靠产品，十年的企业靠技术，百年的企业靠文化。

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除创新外，要加强文化建设。中国有深厚的文化资源，但文化资源众多不等于就有全球的文化竞争优势，贵在转化、整合与激活。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确，过去衡量强国的重要指标是军事，但靠军事方式征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强者要能够“通心”。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要素要实现融合发展，产生化学反应，文以通心使反侧自消，武能夺志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