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斌

片段性的诗学文字，古有诗话，而西方则有浪漫主义作家（如施莱格尔）的“断片”，较近的例子则是戴望舒的两组“诗论零札”。这类文字大都直陈要害，不事铺叙与论证。下面这些文字是我多年来札记写作的一小部分，也是这样的类型。

 游离于“法官”与“倡导者”的当代诗论

艾略特说：“我相信诗人之所以从事评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诗人在内心深处——即使这不是他表露出来的意愿——总是试图为他所写的那种诗进行辩护，或者试图详细说明他自己希望写的那种诗……他总是将过去的诗和自己的诗联系起来看待：他对那些他曾经师承过的已故诗人表示的感激以及对那些目标与他毫不相干的诗人所表示的冷漠，可能都失之过当。因此说他是个法官，不如说他是个倡导者。”（《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这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坦白，上面的话用来概括他本人的评论是恰当不过了。艾略特对玄言派的热情和他对浪漫派的冷漠甚至排斥都可以看作是他自身创作的另一种表达，所以，“我们必须依据他所写的诗来评价他的诗论。”（出处同前） 但是不得不说，艾略特是20世纪不多的几个——严格来说，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创作和评论上同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的诗人之一。就中国当代的诗歌评论者（包括我自己）而言，危险的是，我们一直游离于“法官”与“倡导者”之间，我无法确定这种游离究竟是一种优势还是一个缺陷，目前来看，主要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