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幸

内容摘要：乡村，作为与城市、现代化相对的一個概念，常常与淳朴、温情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毕飞宇在《玉米》里虚构了一个王家庄，对乡村反温情的一面进行了书写。本文从亲情淡漠、爱情缺席、人情淡薄等方面介绍《玉米》里的乡村，并分析其反温情的原因。

关键词：乡村 温情 解构 传统文化 伤害

从古代文学里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歌，到现代文学里的《边城》和周作人散文，再到当代文学的《哦，香雪》和曹文轩小说，乡村都是诗意的、祥和的、充满温情的。乡村，有人世的温馨，有人性的温存。可是，和谐、诗意、温情，并不是乡村的全部，只是有时候，有些诗人、作家抽取了乡村中温情美好的那一面，构建了一个精神家园。真正的乡村，是一个温情和反温情并存的地方，毕飞宇则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温情的背面。

《玉米》讲述了乡村少女玉米及其妹妹玉秀悲剧的人生故事，她们的母亲施桂芳软弱颓废，生了七个女儿后才生出儿子， 她们的父亲王连方染指村中“老中青”三代的媳妇，后因破坏军婚下台。父亲下台后，玉米家便遭到村里人的报复。玉米在经历了父亲撤职、妹妹被奸、对象悔婚等一系列事件后，拿青春和肉体换取权力，嫁给了五十多岁的有权男人郭家兴。玉秀经历了被奸、未婚生子后，路越来越走不下去。本文从亲情、爱情、人情等方面分析《玉米》里的乡村。

一.亲情淡漠

玉米底下有六个妹妹、一个弟弟，之所以有这么多孩子是因为父亲王连方要生一个儿子，不生出儿子不罢休。王连方对女儿淡漠得很，在给玉米张罗亲事时认为“女孩子要是下嫁了，委屈了孩子还在其次，丢人现眼的还是父母”[1]。和他的脸面相比，女儿的幸福是次要的。他唯一“宠爱”的是老三玉秀，而他之所以偏着玉秀，是因为“玉秀有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皮肤也好，人漂亮，还狐狸精，屁大的委屈都要歪在父亲的胸前发嗲”[2]，王连方对玉秀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宠，宠而不爱。玉秀因父亲王连方犯下的罪孽而惨遭村里男人报复性的轮奸，王连方清明回村后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任何为女儿讨回公道或向女儿致歉的言行。

王连方对儿子——小婴儿王红兵——有多疼爱呢？也看不出来。他只是需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只是需要有一个儿子才不致落人话柄，只是需要一个儿子来挽回自尊。“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3]

玉米对王连方充满了怨恨。“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个中的原委王连方猜得出，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4]而且，玉米开始不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才十四岁，也就是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玉米都不和父亲说话。而王连方对此也毫不在乎，从没有想过要改善父女关系。

与父女间的隔膜相比，姐妹间的勾心斗角更让人心寒。玉米把自己的亲妹妹玉秀视作猖獗的狐狸精，视作自己掌权的障碍。玉米只想着如何掌权。先是饭桌风波，更残忍的是后来，在玉秀与郭左陷入恋爱的时候，玉米佯装无意地向郭左泄露玉秀曾被轮奸的秘密。

玉米为了权力和家里脸面和玉秀斗争，二丫玉穗则为了一件春秋衫就当众揭自个儿妹妹的短，叫自个儿妹妹“尿壶、茅缸”。以至于“玉秀两顶帽子，尿壶，还有茅缸，都传开来了，玉秀在王家庄一点脸面都没有了。这不是别人说的，可是嫡亲的姊妹当着大伙儿的面亲口说的，怨不得人家。”[5]亲姊妹送的最阴损、最毒辣的两个绰号逼得玉秀在王家庄呆不下去。

二.爱情缺席

王家庄里既没有小儿小女的情窦初开、暗生情愫，也没有夫妻之间一日夫妻百日恩，因长期共同生活而产生的相亲相爱之情。王家庄的男人们有欲望无爱情。似乎郭左和玉秀之间的爱情是唯一的亮点，可一旦得知玉秀的秘密，郭左就诱奸玉秀，之后扬长而去，留下玉秀独自面对未婚先孕、未婚生子等后来的悲剧。这样的爱情，也算不得爱情。

王连方有妻子施桂芳，还和王家庄里众多媳妇有性关系。对王连方来说，妻子施桂芳是生子工具，“她的任务是赶紧生下一个儿子”[6]。

“‘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绝对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是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7]

这里面的性没有任何爱的成分，王连方也没把妻子施桂芳当人来看待，只是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他就像一个赤脚医生摆弄一件医用物品那样摆弄施桂芳。连生了七个女儿后，施桂芳终于生下了儿子。“在王连方的那一边，施桂芳一生下小八子这个世上就没有施桂芳这么一个人了”[8]。施桂芳就像一件物品，她有没有用取决于她能不能生出儿子;儿子出生了她也就被用完了，没有利用价值了，也就被抛弃了。女性，在这里彻底被物化了。

对王连方来说，王家庄里众多媳妇则是泄欲工具。女性之于王连方仍只是一件可用的物品。

王连方是睡贯王家庄“老中青三代的妇女”。裕贵家的太拿自己当回事，太忸怩，让王连方满心不舒服。不舒服归不舒服，王连方并不在乎这一个两个的，说：“随你，反正每年都有新娘嫁过来。”[9]每年都有新娘嫁过来，每年王连方都有新的女人。女性，在这里再次被物化了。

王连方随意占有村里的其他媳妇，这些浸淫在乡村贞操观文化里的男人们在面对妻子受辱时“集体失语”。

“有庆居然回来了。有庆推开房门，他的老婆赤条条的，一条腿架在床框上，一条腿搁在马桶的盖子上，而王连方也是赤条条的，站在地上，身子紧贴着自己的老婆，气焰十分地嚣张。有庆立在门口，脑子转不过来，就那么看着，呆在那儿。王连方停止了动作，回过头，看了一眼有庆。王连方说：‘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有庆转身就走。”[10]

在权力面前，有庆把自己妻子拱手相让。妻子，并不是要尊重和保护的对象，说到底，对“有庆们”来说，妻子也是物品，是私人财产，是可以买卖，可以出让的。王家庄的夫妻之间没有爱情关系，有的只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

王连方只是有权男性的一个缩影，其他握有权力的男性同样荒唐。柳粉香（有庆家的）之所以特别地对王连方胃口，是因为她嫁到王家庄之前就曾遇到过很多“王连方们”，有经验。文本里有这么几句话，“有庆家的只看了他（王连方）一眼，立即就看出王连方的心思来了。有了一官半职的男人都喜欢这样，用亲切微笑表示他想上床。有庆家的对付这样的男人最有心得”。“那阵子柳粉香在各个公社汇演，身子都让男人压扁了。”[11]

王连方这一代不讲爱情，到了玉米这一代，爱情依然缺席。玉米是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女孩子，“她村子里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小伙子，玉米当然不可能看上他们。但是他们和别的姑娘有说有笑，玉米一搀和进来，他们便局促了，眼珠子像受了惊吓的鱼，在眼眶子里头四处逃窜。这样的情形让玉米多少有些寥落。”[12]玉米看不上村里小伙子，村里小伙子，都不敢有让玉米看上的念头，在玉米面前就局促。这都是因为玉米家的门槛高。乡村婚姻大多并不因爱情而促成，而由两家的门槛决定。

玉米找到的对象彭国梁是个能上天入地的飞行员。玉米与彭国梁的恋爱（处对象）没有初恋的青涩、纯真和美好，只有彭国梁动物般的生理欲求和玉米处处防范、盘算的心机[13]。“这几天里，彭国梁与玉米所做的事其实就是身体的进攻与防守。”后来玉米家倒了，王连方被撤职，玉秀、玉叶被轮奸，玉米没有把家里的变故告诉彭国梁，玉米不能让彭国梁看扁了这个家。玉米想着，只要国梁在部队上出息了，她的家一定能够从头再来，玉米对着信笺说：“国梁，你要提干。”结果“彭国梁来信了，他的来信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14]再后来，彭国梁见风使舵，断然悔婚。

于是，玉米拿青春和肉体换取权力，嫁给五十多岁的有权男人郭家兴。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人民旅社房间，郭家兴说，休息吧。为了嫁给这个人，“玉米自己扒光了，自己爬进了被窝。玉米觉得自己扒开的不是衣裳，而是自己的皮。”郭家兴看中的只是玉米的青春肉体，“郭家兴对玉米还是满意了。他在半路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到了最后他又重复了一遍：‘好。玉米这下放心了。”郭家兴只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检查床单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颜色。郭家兴说：‘不是了嘛。”[15]

更残忍的在后面，作者毕飞宇在读者心口划开了一道口子不算，还要再把伤口撕裂开。郭家兴在和玉米发生关系时告诉玉米，他老婆在病床上，还没有死。

“郭家兴说，‘医院里我还有病人呢。玉米难得听见郭家兴说这么多话，怕他断了，随口问：‘谁？郭家兴说：‘我老婆。玉米一下子正过脸，看着郭家兴，突然睁大了眼睛。郭家兴说：‘不碍你的事。晚期了，没几个月。她一走你就过来。玉米的身上立即弥漫了酒精的气味。就觉得自己正是垫在郭家兴身下的‘晚期老婆。玉米一阵透心的恐惧。”[16]

郭家兴对原配的感情就此可看出：老婆在病床上，还没有死，郭家兴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发生关系，并计划着“辞旧迎新”。郭家兴对玉米的感情也可以看出：玉米是郭家兴“晚期”老婆的替代品，一个更年轻、更美丽的替代品。这时侯，说什么夫妻恩爱、说什么爱情，都太不合时宜了。

《玉米》里，夫妻、恋人（如果可以称之为恋人的话）之间没有爱情只有欲望，只有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损害。

三.人情淡薄

王家庄只有两个姓，王姓和张姓。“王家和张家一直仇恨，打过好几回，都死过人。”王连方倚仗村支书的身份，给家族私怨扣上阶级斗争的大帽子，说，这不是两个姓的问题，是两个阶级的问题。眼下村里风平浪静，但仇恨总归是仇恨，只是明里看不见而已。在这样明争暗斗的村庄，在这样“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两家人身上，很難说有什么人情美、人性美。

即使没有家族私怨，王家庄也不和谐，村民有等级之分，一个人有没有权势决定他得到村里人什么样的对待。王连方是村支书，他肆无忌惮地占有村里的媳妇，俨然是王家庄的土皇帝。他奸污女会计之后，女会计还晃动着他档里的东西说：“你呀，你是谁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17]

可一旦失去权力，村里人便肆无忌惮地对王连方家进行报复。玉叶在学校闯了祸，老师就要请家长了。这样的事要是换了过去，老师们会本着一分为二的精神来看待玉叶的。

接着玉秀玉叶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被村里的男人轮奸。两个无辜的清白的少女就因父亲的罪孽而被糟蹋。村里的小孩子听从大人的唆使，也加入了欺负玉秀的行列，在玉秀面前“王尿壶、王茅缸”地叫，而大人们就在一旁心照不宣地看热闹。

村里人也没有放过玉米，“玉米看到了一只手，这只手绕过了玉秀还有玉叶，慢慢伸向她玉米了。阳光普照，但那只手却伸手不见五指。玉米知道了，村子里的人不仅替玉米看彭国梁的信，还在替玉米给彭国梁写信。”[18]玉米的天空真是塌下来了。玉米追逐权力，想着让自己在践踏其他人的基础上获得尊严，也是因为没有权力，也就没有权利，村里人把屁放到玉米她脸上。

村里人势利，还好刺探他人的隐私，甚至以刺探、分享他人不愿公开的私事为乐，丝毫不尊重他人。柳粉香生不出孩子，需要吃中药都不敢熬药，因为“只要家里头一熬药，过不了多久，天井的门口肯定会伸头探脑的，门缝里挤进的目光绝对比砒霜还要毒”。[19]玉米也没躲过村里人的不怀好意的目光，对象彭国梁寄来的信总是全村先看了一遍，然后才轮到玉米。看了信的村里人还和玉米怪声怪气地说话，说些和信的内容似是而非的话。一贯坚强、好胜的玉米明白后“脸上血色全无，两行泪跟刀疤似的”[20]。

四.探究乡村反温情的原因

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里，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21]。《玉米》里王家庄是乡村的一种历史还原。王家庄的种种反温情，是现实的再现，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人性的恶，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虽然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中是有“恶”的成分的。在毕飞宇笔下，姐妹间的战争不再是无伤大雅的吵吵闹闹，它触及到了诡异复杂的人性地带中扭曲的欲望、人性的错位等无法摆脱的人性缺陷[22]。此外，王家庄男性村民借群体之名，对玉秀、玉叶施加性暴力，不能仅仅视为是村民对王连方昔日罪恶的报复，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兽性的体现[23]。

其次，传统文化带有很大的劣根性，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纵容和包庇人性恶，为人性恶提供温床。《玉米》揭示传统中恶的因素以民族心理积淀的潜藏形式给人的现实存在造成的苦难和羁绊，引发对传统文化的思考[24]。

探究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又可从男权（父权）文化、官本位文化、贞操观和乡村的政治伦理三方面反思。

一是男权、父权。因为没有儿子，王连方家一度落人话柄。男权下，女性就很可怜了。女性，“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一个机会”。王家庄的很多媳妇都不用名字，只被人称呼为“有庆家的、裕贵家的、财广家的”，女性附属于男性。

二是官本位文化。在父权社会的性别体制中女人逃不出罗网，但男人同样也是奴隶[25]。男人们之间有等级之分，男人分为有权力的男人和没权力的男人，权力大的男人和权力小的男人。王连方能顺利占有她们（村里媳妇）的肉体，一方面是由于她们对权力的惧怕和倚仗，另一方面则是她们背后的丈夫或害怕或巴结村支书王连方而主动放弃了对妻子的独占权[26]。这说明，男权文化、父权文化要让位于官本位文化。

中国三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确切地说应该是“官位”历史，权力本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渗入我们的骨髓，成为人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情结[27]。直到今天，官本位文化也十分盛行。《玉米》系列小说的首篇《玉米》被《小说选刊》选载时，毕飞宇曾以《我们身上的鬼》为题，在该刊“小说家说”栏目中说过：

“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都说阿Q‘麻木、‘不争，其实，在‘做老子和‘我喜欢谁就是谁上，阿Q清醒得很，积极得很。‘人在人上，构成了特殊的鬼文化。……人不可以在人上，人亦不可以在人下——人理当在人中，所谓‘她在丛中笑。我想，这里面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也许是普世的。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28]

伤害王家庄女性的不只是男权文化和官本位文化，还有乡村政治伦理文化和贞操观。

乡下村庄多是宗族自治，乡村政治有很强的民间性，村民法制意识不强。王连方倒台了，村里男人们对玉秀玉叶进行报复。这时，乡村政治生态的民间性就体现了出来，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报复思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祸害了我们的老婆，我们就要祸害你家的女人（最好是纯洁无辜的女儿）[29]。民间自发的政治伦理为复仇者提供了精神支撑，所以没有男人因此害怕潜逃，反而是受辱的女孩子难以重见天日[30]。

“受辱的女孩子难以重见天日”又是因为贞操观带给女性束缚和迫害，男人作恶却要女人承担唾骂和屈辱[31]。王连方利用权力占有众多女性，王连方不羞愧，那些女性却要被轻视、被蔑视。可怜那些媳妇一方面要遭受官本位文化的压迫（不得不接受王连方对自己的凌辱），另一方面还有遭受贞操观的折磨（自己被王连方凌辱后还要被他人和自己骂做骚货）。

同样的，玉秀被轮奸明明是男人犯罪，可感到耻辱和抬不起头的却是玉秀。玉秀被奸，生理上的伤害还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伤害。可以说，贞操观毁了玉秀的爱情，在与郭左的恋爱中，郭左得知玉秀的秘密后就抛弃玉秀，连玉秀自己也认定自己是“破货”，不敢有什么想法，“玉秀也是个明白人，就算郭左愿意，玉秀也不能答应。一个破货，这点自觉性还是有的。怎么可以缠住人家呢。”[32]

正因为父权文化、官本位文化，王连方才能伤害、侮辱王家庄的女人，给后来玉秀被王家庄男人集体伤害、侮辱埋下祸根。

正因为乡村政治伦理，男人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和侮辱玉秀而丝毫不受惩罚。

正因为乡村强烈的贞操观，玉秀被伤害、被侮辱后才无法从“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命运走出。

最后是时代的冲击，玉米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九七几年，正是文革时期，正是混乱的时期。人们不重知识，儒家文化被推翻，孔夫子被打倒。王家庄里绝不会有讲“修身齐家”、讲“仁爱礼智信”的大儒。那个年代冲去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点和善，却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和恶。

但是，《玉米》里也不全让人绝望，乡村仍有真情和人性。例如，玉米对母亲施桂芳贴心贴肺地维护，为了自己家舍得牺牲自己;名声不好的柳粉香，身上也有人性的光辉，她在玉米相亲时送春秋衫给玉米，在玉米遭彭国梁抛弃时安慰玉米;她，开始还打算在替丈夫有庆把孩子生下来之前不同王连方苟合。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王连方再荒淫无耻也只对结了婚的女人下手，不坑害没有结婚的姑娘。这还是比当代社会中一些伤害少女甚至伤害幼女的人好一些。

乡村书写的温情涣散、诗意涣散，不仅在于乡村的温情涣散、诗意涣散，更在于乡村本身就存在的反溫情。毕飞宇的小说不是写乡村的温情涣散，而是写传统乡村本身就具有反温情的特质。乡村书写里，温情和反温情一直就并存着。

作家书写温情的乡村时，乡村里仍有父权，有专制，有对女性的不屑;作家解构乡村的温情时，乡村里仍有淳朴，有亲密，有爱。这就是参差不齐的、互相矛盾的、真实的现实世界。真实世界需要我们从各方面（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方面）去把握。

毕飞宇说他在写《玉米》系列时，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写给比他年轻的读者看。“我希望当今的大学生们能读一读这样的作品。我想，这个作品对他们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父辈的精神背景、了解父辈的精神屈辱、了解父辈内心的扭曲是有帮助的，我不希望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贴在我们皮肤上的东西，这么快地就被忘掉。”[33]《玉米》不仅再现了父辈的生活，也再现了当下真实的乡村、当下真实的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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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英晓.欲望、权力与异化——评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玉秀》《玉秧》[J].青年文学家，2011，22：24+26.

[28]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J].小说选刊，2001（6）.

[31]李生滨.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J].北方论丛，2004，01：32-35.

[33]毕飞宇.感谢时光[N].文汇报，2003-05-08（5）.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