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苦

我与老吴的初次相识，是在去年的夏天。

那是我第一次来支嘎阿鲁湖钓鱼。

支嘎阿鲁湖原名水西湖（又名洪家渡水库），水域面积达80平方千米，被称为贵州第一湖。“支嘎阿鲁”这个拗口的称呼，据说是彝族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位神话传奇英雄的名字，他在彝族人的心目中相当于汉族人的黄帝，是他们共同崇拜的祖先。傳说支嘎阿鲁在其故乡黔西北曾经沐浴过的一片水泽，现在变成了一大神湖，就是我眼前的支嘎阿鲁湖。

景色太漂亮了，湖水也干净，不过，在支嘎阿鲁他老人家的洗澡水中长大的鱼儿，对我这名远道而来的钓友的态度就很不友好了。那日，我在湖边枯坐了_上午，除了偶尔一两尾小白鲦或小马口，目标鲫鱼竟然一条未见。

就在我强烈怀疑那里的鱼儿搞地域歧视的时候，有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未：“钓到几个鲫壳咯（贵州当地人把鲫鱼叫鲫壳[ke]）？”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扭头一看，来人是一个老者（贵州当地人习惯把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叫“老者”，非不敬也），估摸60多岁的样子。他上身穿一件泛黄的白衣，下身一条黑色的裤子，裤管挽到小腿肚，脚蹬一双皮鞋，已经脏得分不出颜色。一顶破旧的草帽下，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像一截带皮的枯树桩。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话音中略带些沙哑：“还是‘空军哦，你看嘛，鱼护都没下。”

我有点心虚，忙问道：“你们这点，钓鱼收不收费喃？”

“收啥子费哦？没听说过钓鱼还要收费的。你从哪里来的？”老者用力地摆摆手，笑着问我。

“成都过来的。”我答道，心里莫名有些惭愧。在成都周遭的大小水库，钓鱼收费是个常态。眼前这个笑眯眯的老者，与那些穿着马甲开着快艇呼啸而来的收费员看来不是同一个类型。他只是一个当地放牛的老农吧，我猜想。

“成都好，成都好啊！”老者说着，一屁股就坐在我钓椅太阳伞的阴影里。

“重庆的人，也爱到我们这点来钓鱼。”他说。

我没接话，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浮标，好期待这个时候能突然未个大黑标，给咱成都钓友长点脸。

然而，浮标却如同焊在湖面上一样，纹丝不动。倒是有水鸟从平静的湖面掠过，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半晌，老者打破了沉默。他指着湖面浮标的位置说：“你钓的那个地方，下面全都是草。”

“哦，是吗？”我淡淡地应道，有点不以为然。

钓了一上午，抽了上百竿，我已经大概知道水下的情形。即使有草，也不会长得太高，毕竟没有挂断几副子线啊。

“是的呢，就是我家牛吃的那种草。”老者慢条斯理地说，抬手指向不远处，几头黄牛，正悠闲地咀嚼着湖边平地上的野草。

有可能哦，草被牛啃过了，所以不会挂子线，我暗自寻思着。

“那个位置是个斜坡，陡得很。向前出去就是另一块田，要深好几米呢。”老者又说道。

完了，我打了那么多的窝料，估计都滚到远处的深田里了，我暗暗叫苦。

老者仍笑眯眯地看着我，见我不说话，他俯身捡起两粒小泥巴，站起来，向我钓点左边的湖面扔去，说：“这边位置下面有几块乱石头，是我以前拴牛时用的。”

“这个下面呢，”他又向我钓点右面扔了一粒泥巴，“这里以前有人挖了个土灶，有个大坑”。

老者这一番指点让我知道，自己今天这屁股是彻底坐歪了。水下这样的地形地貌，打多少窝料也留不住鱼啊，就是神仙也得“空军”啊。

我内心戏码正在激烈上演之时，老者又悠悠地说了一句：“你钓的这下面，没得鱼。”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彻底击碎了我最后的倔强。

我再也顾不上外地钓友应该有的矜持和尊严了，赶紧从钓椅上起身，递上一瓶矿泉水，说：“大哥，哦，不对，大爷，来喝水！大爷，你贵姓呢？”

老者也不客气，接过水，咕嘟喝了一大口，答道：“免贵，姓吴。”

老吴是个热心肠。

他说，这段时间涨了水，很多地方水下都是草，钓鱼的位置不好找。

他又说，钓鲫壳鱼要到有进水沟的地方，山上的水流下来哗啦啦地响，鱼会听着水响，到湾子里来“板籽”。水越响的地方，大鲫壳鱼越多。

他还说，这水库又叫洪家渡水库，下游有个发电站，蓄水放水，落差大得很。如果不清楚地形，很难钓到鱼的。

他不光说，还把我带到一个叫“大沟”的湾子里，然后向水面扔了一颗小石头，指着泛起涟漪的那个地方，淡定地说：“你就钓这个点”。

我茫然地看着水面上一圈圈的圆环，犹如看着一个射击的靶子。看着我略显迟疑和迷惑的眼神，老吴笑眯眯地说：“这下面是块大青石板，我前几天中午就在那上面睡瞌睡呢！”

投资界的大神查理·芒格说：“钓鱼的第一条规则是：在有鱼的地方钓鱼。钓鱼的第二条规则是：记住规则第一条。”

我没亲眼见过做股票的查老钓鱼，但在去年夏天，在支嘎阿鲁湖边放牛的老吴却让我对这个道理有了真切的领悟。

那天下午后来所发生的事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在老吴“钦点”的位置——就是那块他前几天睡午觉的青石板上，打下了几把窝料，将信将疑地等待过后，那种“久旱逢甘露，他乡遇大鲫”的喜悦便像火山喷发般充盈着我的大脑。

后来，有钓友垂涎三尺地问我：“当时什么感觉？”

我故作淡定：“也没啥，就是1斤多的黄金鲫，连了18竿而已。”

钓友吞了吞口水，說：“我不信！”

直到我给他看了看当时的部分鱼获照片。

是的，当时的情景，的确有些梦幻。

骄阳斜照，青山倒映，湖面上闪烁着金灿灿炫目的光，耳畔是山沟的流水在哗哗地响。鱼儿吃口之疯狂，让我一度有了在养鱼塘“斤钓”的错觉。

不过，为了绷面子，我还是强压着内心的狂喜，故作镇定地装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而老吴也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我一竿又一竿地狂拉大鲫鱼，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稀松平常。

后来，鱼口稍微慢了下来，感到手臂有点酸痛的我，带着满心的欢喜和感激，和老吴愉快地聊了起来。

也许是好久没跟人聊天了吧，那天的老吴，话特别多。

春夏秋冬，水涨水落，老吴牵着他的牛，在支嘎阿鲁湖畔慢悠悠地走过。这湖边、山坡、水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道沟坎都回荡过老吴哼过的山歌。

春天，水库给灌溉区放水春耕，以前被淹没的层层梯田露了出来，很快长满了青青的嫩草。天刚亮，老吴便牵上牛，从坡上慢悠悠地晃荡到谷底，青草把老牛的肚子胀得滚圆滚圆的。

清明前后，第一场大雨如约而至。高原上的雨下起来倾盆如注，山坡上的水沟很快变成了黄色的瀑布。山洪夹杂着泥土，呼啦啦地注入湖里，水位迅速涨起来了。老吴在山上屋檐下看着雨，看着湖，他知道，只要雨一停，重庆的、贵阳的、遵义的，四面八方的钓鱼人就会像赶场一样，来赶这个一年中最好的钓鱼时节。

端午过后，天气渐热，水位也稳定了。湖水在高原的烈日照射下变得清澈湛蓝，像极了蓝色的宝石。被湖水淹没的草地里，各种虫儿、牛粪、蚯蚓，把鱼儿喂得饱饱的。鱼儿不咬钩了，钓鱼的人也就来得少了。那些夏日的午后，老吴会牵着牛，寻个湖水淹过的浅田，让牛儿在水里打滚泡澡，自己则找个阴凉的石板，美美地睡上一觉。

老吴说，这坡上以前是个寨子，住着十几户人家，有彝族，有布依族。你看到那些垒好的石块，就是老屋的屋基。

老吴说，我们现在坐着的位置，以前是条小路，逢场的时候，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就会背起背篓，吆喝着牛，顺着这条路下山，过河，到对面的集市上去赶场。

老吴说，坡上高处有一处泉眼，那里接的泉水啊比街上卖的矿泉水还好喝呢！

老吴还说，山脊梁上有个土堆，寨子里死去的人就埋在那里，一眼就能望见这个湖。

老吴沉浸在他的叙述里，像个孩子般手舞足蹈地讲着。他口中的那些喧嚣热闹的画面，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帧帧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哎，可是现在，都不在咯，都不在咯！”老吴说完，叹了口气，变得沉默。

我转头看向他，水面折射的阳光打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眯缝着眼看着湖面，一动不动，像极了一座乌木雕塑。

支嘎阿鲁湖的清晨

后山坡上传来个妇人的呼唤声，老吴说，是他家婆娘在叫他呢。他懒得应。

“她晓得我喜欢跟钓鱼的在一起吹牛玩耍。”老吴说。

“那你自己喜欢钓鱼不？”我问。

“不得行咯，老了，看标眼睛不好用了。”老吴继续说，“以前我儿子最喜欢钓鱼咯”。

我正想往下问，突然看见一个大顶标，我赶紧提竿，沉甸甸的一尾大鲫鱼上钩了。

抄鱼入护，我好奇地问老吴家为啥没搬迁走呢？

老吴说，他家也属于搬迁范围，最高水位线刚好到他家屋前的玉米地里。政府也补偿了，城里也有了安置房。不过，一年后，还是搬回来住了。

“婆娘不识字，城里过不惯。我也喜欢这里，空气好，还能放牛。”老吴说。

“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湖的。我死后就埋在那里。”老吴指着山脊上那个土堆说。

“政府不撵你啊？”我问。

“哪会呢？当官的都是我学生，他们不敢管我的！”老吴说。

“你是老师啊？”我有点惊讶。

“嗯，退休快10年咯，现在也没啥事，每个月八千多块的退休工资，生病住院啥的都能报销”，老吴说，“其实我们两个老的，真花不了啥钱，政府这钱，发的有点多。”

看得出，老吴说这话时，真诚的眼神里有些落寞。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眼看太阳快落山了。

我看鱼获也够多了，就这些，发个朋友圈，足够那帮城里的钓友们流一地哈喇子了。

收拾东西时，我要送几条鲫鱼给老吴，老吴说什么也不肯要。他说他家的鱼多得吃不完呢。几番推辞后，老吴把鱼护里的小白鲦、小马口带走，说回去弄了喂狗。

告别老吴，我登上了来接我的小船，跟船工老杨聊起老吴。杨师傅说，老吴是他们这一带最有文化的人，哪家有个难事，都会去找他问问。

“他儿子呢？”我想起刚才没来得及问的问题。

“喏，在那儿！”老杨指了指远处山上的土堆说道，“那年征地，打架，打得凶的呢，唉！”

“啊？是这样啊！”

马达轰鸣声中，我赶紧回头看了看岸上的老吴。夕阳的余晖照着他的背影，老吴背着手，挽着裤脚，吆喝着牛，慢悠悠地往山坡上走着，身畔隐隐牵着一个忽长忽短的影子，在老吴的右前方也慢悠悠地往山坡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