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洪

摘要：本文基于67家样本城商行2009—2018年的财务数据，从盈利增长的驱动因素视角对城商行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城商行如何在降本增效过程中提升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  实体经济  盈利能力  驱动因素

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年，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的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干扰，尤其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体娱乐、旅游业等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企业的营业收入明显萎缩。对此，2020年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城商行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在合理让利实体经济中理应发挥积极作用。

城商行盈利能力状况分析

客观地讲，自2009年以来，城商行的整体规模及市场份额都出现较大提升。银保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城商行的资产规模从2009年末的5.68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末的34.35万亿元，市场占比也由7.20%提升到12.80%。然而，就盈利能力而言，城商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拉大，二者的资产利润率差距由2014年的0.18个百分点拉大到2018年的0.26个百分点。因此，尽管有后发优势一说，但发端于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先天存在网点、渠道、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弯道超车”。尤其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监管政策红利逐渐消失、金融业竞争日益加剧等新形势下，支撑城商行快速发展的资本、人力、创新等要素更加稀缺，城商行盈利能力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城商行应该具备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反哺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与银行业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城商行盈利能力问题的本质是资金、财务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资源在不同业务间的配置效率问题。因为不同的资源配置构成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异，而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越高效的业务理应获得更多的要素资源配置，从而带动城商行整体盈利快速增长。这种要素资源在不同业务间配置的最终结果就是城商行的利差收入、非息业务收入对其利润增长的不同贡献，除了正向的产出外，还有负向的产出，包括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推动业务所需要的成本及费用等，这些都会消耗城商行的利润。因此，进一步剖析城商行利润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识别推动城商行盈利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善城商行的盈利能力，对于推动城商行合理让利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城商行盈利增长的驱动因素解析

基于2009—2018年我国67家城商行的数据，笔者按照规模、净利差、非息业务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减值损失五个部分将净利润增长进行分解，剖析这五部分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如图1所示。笔者通过分析图1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长期大幅拉动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规模因素从2017年开始弱化，叠加利差因素贡献由正值转为负值，利差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从2015年开始明显弱化;相比之下，随着非息业务的发展得到城商行的重视，其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一直较为稳定，多数年份的貢献率为10个百分点以上;而随着城商行成本费用管控能力的提升，成本及费用对净利润的负向拉动作用一直在弱化;伴随着资产质量的下行，城商行的不良资产管控压力加大，近年来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规模不断增加，资产减值损失正逐步成为消耗城商行利润的主要因素。

第一，利差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作为国内商业银行传统的收入来源，利差收入一直在城商行收入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67家样本城商行近10年的净利息收入占比为76%以上。而维持高利差收入占比主要通过不断扩张资产负债规模来实现。实际上，在利率管制的政策环境下，存贷款利差会保持相对稳定，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是城商行增加利差收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随着存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开，城商行可以通过做大资产负债规模，并通过以量补价的方式保持利差收入规模。因此，我国城商行具有强大的动力去扩大资产负债规模。以资产规模为例，近10年来样本城商行以22.4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扩张规模，其中有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笔者通过对净利润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这种规模高速扩张的背后是规模对净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即便这种作用在弱化，在净利润增幅降为负值的2018年，其规模也拉动净利润增长8.91个百分点。

而样本城商行的整体净利差在2009-2011年实现短暂攀升并达到顶点后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之后开始步入快速下行区间，直到2018年才出现略微提升。城商行净利差的变动与净利差对净利润增长的贡献趋势基本一致。2010年及2011年，样本城商行的净利差对净利润的增长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其中，2010年的拉动作用大于规模贡献率，表明样本城商行通过改善净利差显著提升了净利润增幅;2011年样本城商行整体净利差较上年度提升了18个基点，与2010年51个基点的提升幅度相比明显偏低。当年净利差对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6.37%。而伴随样本城商行整体净利差的回落，净利差对净利润的增长开始产生明显的负向拉动作用，尤其自2015年起，净利差开始明显拉低净利润的增速。净利差叠加规模贡献导致利差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自2012年起明显减弱，至2017年降至个位数，虽然2018年因整体净利差的回暖，其贡献率有所提升，但整体下降趋势明显。

第二，随着非息业务收入在整体收入结构中重要性的提升，非息业务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愈发明显。近年来，城商行大力拓展非息业务，非息业务收入整体保持较快增速。2010—2011年以及2014年的非息业务收入增速均超过50%。2015年、2016年、2018年的增速均保持在22%以上，非息业务收入在整体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由2009年的12.07%提升至2018年的23.38%，尤其是2014年以来整体非息业务收入占比快速提升。在非息业务收入高速增长的三个年份里，其对净利润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18.77%、17.80%以及15.41%。与生息资产规模及利差贡献的大起大落相比，非息业务收入则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这种态势在城商行整体净利差快速下滑的2014 —2018年对平滑净利润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当年利差收入对净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由2016年的30.07个百分点断崖式下跌到7.06个百分点，受益于非息收入对净利润增长7.69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当年整体净利润增长率仍然达到10.89%。城商行非息收入对整体盈利水平的拉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城商行打造可持续盈利能力的方向，尤其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商业银行整体利差不断收窄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下，非息业务发展对于城商行的战略价值将更加显著。

第三，从成本及费用的影响来看，随着城商行成本管控能力增强，其对净利润增长的负向作用在逐步减弱。成本收入比代表了一家商业银行的运营管理能力，虽然成本收入比并不是越低越好，但较低的成本收入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家商业银行较强的成本及费用控制能力。在当前整体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强化成本费用管控实现降本增效是城商行保持可持续盈利的重要手段。以样本城商行为例，其成本收入比从2009年的36.10%逐步降至2018年的29.40%。在业务及管理费用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成本费用对净利润增长的负向作用也在持续弱化。成本及费用的增长对净利润增长的拉低作用从2014年开始就不再居于主导地位，而是逐步让位于资产减值损失及净利差。由此可见，城商行整体成本费用的管控近年来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第四，从资产减值损失的影响来看，处置风险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消耗了城商行大量的财务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拖累城商行的利潤增速。近年来，随着去产能、去杠杆的深入推进，国内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那些产能过剩行业以及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业纷纷在这一下行周期中丧失持续经营能力。尤其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在这一波经济周期中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受此影响，城商行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样本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经历2009—2012年的下降后，于2013年开始快速攀升，由此间最低值0.78%攀升至2018年末的2.02%。而城商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所形成的资产减值损失也在快速增长。以样本城商行为例，其资产减值损失规模由2009年的119亿元增至2018年末的2048亿元，其中仅2018年就增加了740亿元，资产减值损失已经超过当年1990亿元的净利润以及1844亿元的业务及管理费。城商行处置不良资产所形成的资产减值损失已经极大地蚕食了城商行的利润。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来更直观地表征这一现象，即资产减值损失占拨备前利润的比例。拨备前利润是利润总额与资产减值损失的总和，是未扣除资产减值损失的利润。通过对这个指标的计算可以发现，样本城商行资产减值损失占拨备前利润的比例从2009年的19.13%增至2018年的46.92%，这说明样本城商行越来越多的利润用来计提拨备。伴随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的增加，其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反向拉动作用也会逐步强化。除2017年资产减值损失略微下降外，从总体上看，资产减值损失对净利润增长的负面作用呈现增强趋势，至2018年达到顶峰，当年因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而造成净利润增速下降35个百分点，这一因素的作用将利差收入、非息业务收入及税收对净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完全抵消。

在降本增效中提升城商行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

通过分析过去10年城商行的经营数据可以发现，以获取净利差为主的传统业务盈利空间仍然决定着城商行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在利润导向的生存逻辑下，生息资产规模的扩张仍然是驱动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伴随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城商行的资产负债进入重定价过程，净利差压力将更加明显。而监管层面加强对金融杠杆的管控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也将对城商行的资产扩张形成明显约束，试图依靠规模扩张来以量补价的发展策略同样将不可持续。打造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是城商行永续发展，从而能够让利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

第一，价值创造是城商行让利实体经济的必要条件。价值创造的根本途径在于塑造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业务根基。城商行应基于现有业务模式寻找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利基市场，协调并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明晰优势业务发展战略，聚焦和深耕重点领域，同时要坚定退出缺乏协同效应、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非核心业务，专注优势业务，提高业务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夯实优势业务的盈利基础。

第二，让利实体经济凸显城商行降低负债成本的迫切性。压降资金端成本是城商行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实现合理让利的重中之重。城商行应进一步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资金成本。面对资金来源竞争加剧以及利率定价更加灵活等挑战，城商行需要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财富管理能力，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存款获取能力和留存能力。同时，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实行更加灵活的差异化定价策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做好存款吸收及结构优化工作，促进存款业务稳健发展;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多元化的负债工具，持续优化非存款负债结构，稳定中长期负债来源，降低高成本负债。此外，城商行应完善内部市场化资金使用机制，加强负债成本核算，根据资产收益率在全行范围内科学配置外部融入的主动负债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全行整体息差水平稳定。通过降低负债端成本，城商行才有足够的空间引导分支机构降低贷款利率，从而最终实现合理让利实体经济的目标。

第三，让利实体经济要求城商行更加注重资产业务的提质增效。贷款利率下降可以通过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来维持资产收益的稳定，从而保障城商行在合理让利实体经济的同时，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确保其长期可持续发展。对此，城商行着力统筹好存量业务与增量业务、信贷资产与非信贷资产、表内资产与表外资产，提高资产配置效率;同时，积极加速资产流转，通过资产证券化、发展交易银行等手段实现从资产持有型银行向资产交易型银行转型，为资产业务创造更多的盈利空间，提高资产业务效能。

第四，城商行需要通过拓宽利润来源来打造可持续的盈利竞争力。其中在不提高对客户收费的前提下，适当发展非息业务、提升非息业务收入占比，是城商行未来收入结构优化、拓宽利润来源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当前金融监管步入新阶段、银行业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城商行需要在银行卡业务、代理业务、支付结算业务等传统非息业务保持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在理财业务、资产托管、投资银行等轻资产、轻资本特征的新型非息业务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协调发展传统非息业务以及新型非息业务来优化非息业务收入结构，在拓宽非息业务收入来源的同时，保持非息业务长期稳健增长。当然，城商行非息业务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存贷款业务所能提供的客户与渠道的支持，二者的协同、均衡发展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效应。发展非息业务、拓宽利润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城商行降低贷款利率所造成的利差收入的下降，为城商行更合理地让利实体经济提供保障。

第五，城商行可以通过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让利实体经济提供更大的空间。城商行通过数字化分布式技术的应用将大量的金融数据计算信息传递职能分散到各个网络节点，极大地提升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目前在各大银行中广泛应用的基于互联网的线上贷款平台。通过对接地方税务、工商、水电公司等外部信用信息数据源，城商行可以在平台上获取客户的纳税数据、注册信息、水电缴费信息等客户重要征信数据，为其更有效地判断客户信用风险等级、改进授信审批和风控模型、提高授信审批效率，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供了坚实基础。运营成本的降低可以为城商行让利客户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数字化在大数据处理及信息挖掘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让城商行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客户的需求，提升城商行金融服务的精准性，提高客户服务体验度，从而增强客户黏性，为城商行获取稳定的基础客户群以及低成本的资金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第六，城商行应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着力提升资产质量，减少风险损失，从而有效地降低存贷款利差，以较低成本向广大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一方面，将业务战略与风险有机结合，从管理理念、管理体系、管理工具和管理能力等维度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加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防控，通过贷款重组、现金清收、诉讼追偿、转让等方式加快不良资产化解与清收;另一方面，以智能化风控为方向，利用金融科技夯实风险管理基础，以大数据和量化模型为驱动，整合行内外各种数据源，推动风险模型的全方位应用，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城商行在让利实体经济的同时，需要提升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对城商行进一步平衡让利实体经济、维持可持续盈利能力以及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有效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城商行无疑将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作者单位：泉州银行厦门分行

责任编辑：印颖  鹿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