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 莉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大雨将至的迹象。

那天是我和秦静在防疫站值夜班。流行病科室里的人都走了，只有科室主任闻达在伏案写他永远也写不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他对各种流行病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

写报告使他每天都要推迟一小时下班。他的妻子认定他这么做是为了逃避做晚饭，有一次吵到单位来了，闻达闻讯，仓皇地向顶楼逃窜。他的妻子在顶楼逮住了他，将他的一只皮鞋扔了下去。第二次闻达又逃到了顶楼，他的妻子又将他的一只皮鞋扔了下去，凑巧的是这两只皮鞋正好都被扔在了飞驰的大卡车上。从此，闻达只好穿两只不同的皮鞋，但他还是照样推迟下班，继续写他的报告。

闪电穿过云层，接近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暴风雨就要来了。闻达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摇晃不定地回家去了。

晚上八点多，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是第十九医院肠道门诊的洪大夫打来的，她战战兢兢地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我和秦静不约而同地对着电话大叫：“什么？请大声重复一遍！”

洪大夫扯着嗓子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霍乱来了，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在它的踪影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对它的一点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

我们傻眼了。大学教材告诉我们，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便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我们也就把书本上记录这几种病的几页哗哗地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