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洁

摘 要：唐代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繁盛的关键时期，市舶使的设立则是唐代外贸、对外交往中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关于市舶使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热点，且论著颇丰。唐代初遣市舶使的确切时间，学界尚无定论。文章拟结合近年来新见墓志碑刻、纪传、诗文等材料，对上述问题展开考察、讨论。

关键词：市舶使;始置时间;岭南

1 市舶使的出现

岭南是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孔道，而广州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利用地理优势，发展为中国九大都会之一。①《晋书·吴隐之传》载：“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②《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③即唐代广州和东南亚地区的海贸往来已经绵延不绝。天宝七年（748）鉴真途经广州时，看到城外“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④往来居留广州的外国客商如此之多，足见海贸昌盛。

广州很早便参与我国海上交通贸易，到唐代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因此，管理海外贸易成为广州地方行政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过历代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海贸管理机构，东晋以来一直是由广州地方政府长官及僚属兼管蕃舶交市，例如南朝王僧孺出任南海太守时，“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⑤唐初继承此传统，仍由地方长官收纳关税，管理海外贸易。岭南外贸十分兴盛，不少地方官吏借管理之机中饱私囊，“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⑥“自开元已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卢）奂”。⑦清廉的地方官竟成为少数。

虽然“市舶”作为海外贸易管理行为历史悠久，但专职管理海贸的“市舶使”出现较晚，在《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旧五代史·职官志》中都没有明确记载。此名称始见于《舊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⑧

又《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⑨

《新唐书·柳泽传》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⑩

以上三条史料同述一事，至少可以说明开元年间已经存在市舶使。学界关于市舶使初设时间的观点，有如下几说：

①贞观十七年（643）说。

此说最著名的主张者是顾炎武，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对此评判道：“炎武虽为清代考证之祖。而喜为杜撰。没不可凭。此段……明明剿袭《宋史》卷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而贞观十七年云云。又《宋会要》……之记事也。……况唐称道不称路……遑论贞观哉”①，认为“贞观十七年”之说是顾炎武误信史料。

②显庆六年（661）说。

据《唐会要》记载：“显庆六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李庆新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所司”是市舶司，②因此市舶使在高宗显庆六年（661）或稍早前就已经存在。

黎虎先生则认为“所司”应该是“中央有关部门”，③敕文中所描述的是唐代中央相关机构造好预算，委托海舶所至之地的地方长官采购所需，以供御用的一套流程，唐代其他史籍并没有这一时期市舶司或者市舶使行使职责的记载，此说亦凭据不足。

③高宗时期（650—683）说。

此说由沈光耀先生提出，他认为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政治上宽容统一，经济上休养生息，海外诸国纷纷来唐贸易通好，“广州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等相应产生，“市舶使”这个职位应该也已存在。④

④先天元年至开元二年（712—714）说。

此说由邓端本先生提出，他认为玄宗即位后，即设置市舶使，目的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⑤不过市舶使设立初衷是为皇家搜集珍玩异宝，是否能公私两利，效果可疑。

⑤开元二年（714）说。

目前学术界多数赞同此说，论据正是新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有关市舶使周庆立的记载，不过这也只是说明不晚于开元二年（714）市舶使已经存在，本文将尝试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见墓志碑刻、纪传、诗文等材料进一步探讨市舶使的初设时间。

2 市舶使初设时间推测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光宅元年（即684年，《新唐书·武后本纪》记此事为中宗嗣圣元年七月），广州都督路元叡为昆仑奴所杀。“元叡闇弱，僚属恣横，有夷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之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叡及左右十余人而去”⑥。路元叡被杀的导火索是处理市舶事务不力，他的继任者王方庆“集止府僚，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由是境内清肃”⑦，市舶秩序恢复。可推断武后时期，市舶事务仍由地方长官兼理，没有分出专门的职位，因此市舶使设立时间范围可推定在武后统治结束、开元初期。

中宗、睿宗时期，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为代表的王公贵臣奢靡成风，对南海珍宝的需求急剧膨胀，为更加便利地由岭南向海外搜求珍宝，朝廷或许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派遣市舶使或类似使职。开元初则延续惯例，选中周庆立担任新的市舶使。为进一步详细考辨市舶使初设时间，从首次见诸史载的市舶使周庆立，以及围绕在其身边，活跃在武后至玄宗时期的岭南名人入手考察，或许能够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

周庆立在两唐书无传，事迹散见于他人纪传中，除了《柳泽传》，还有如下内容：“（神龙二年）季昶亦因是累贬，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马。初，季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及广州司马光楚客不协。及将之儋州，惧庆立见杀，将往广州，又恶楚客，乃叹曰：“薛季昶行事至是耶！”因自制棺，仰药而死。”⑧

中宗时期，薛季昶因为恐惧昭州（今广西平乐）的周庆立、厌恶广州的光楚客而自杀。这里与周庆立相提并论的光楚客，其人在两唐书中也无专史，零星记载如下：“开元初，安南蛮渠梅叔鸾叛，号黑帝，举三十二州之众，外结林邑、真腊、金邻等国，据海南，众号四十万。思勖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骇眙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楚客者，乐安人，后历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县侯。”⑨

开元初，光楚客任安南都护府大都护时，与宦官杨思勖一起平定了越南梅叔鸾的叛乱。因此虽明文記载不多，可以推论光楚客是唐初岭南地区重要人物，且与首任市舶使周庆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4年3月，陕西西安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工地M15出土了韦虚心墓志，记叙了一件史籍未载的事迹，即韦虚心在荆州（今湖北荆州）长史任上处置光楚客妻族一案：“郡有前广府都督光楚客妻族，咸以贪猾自恣，持郡短长，权利动于诸公，金钱交于中贵，先是为政者莫能亢扞，为枉置心。公则破碎其家，责令知驿，其鲜明固守，卒皆此类。”①

韦虚心所惩治的光楚客妻族之所以能够结交权贵，恣意妄为，且盘踞荆州多年，与光楚客本人前广州都督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睿宗、玄宗两朝之际，时任容州（今广西北流，一说今广西容县）都督兼管内经略使的光楚客打算旧址重建景星寺，恰好卢藏用因依附太平公主获罪流放岭南，先至新州（今广东新兴），后改至驩州（今越南演州及安城县一带），途经容州，受到楚客邀请，撰写了《景星寺碑铭》一文。文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光楚客任职容州都督前的为官经历：“始以孝廉擢第，倅西城尉，历增城南海令、韶州司马、广州都督府长史兼经略副使，制加朝散大夫，充岭南五府安抚经略副使。以功倅游骑将军，守右骁卫翊府右郎将兼检校广州都督府长史。以亲累贬授藤州司马，守之晏如也。寻授朝散大夫，守邕州都督长史。未几，擢授检校邕州都督，充开马援古路使，北转安南副都护贺州刺史。”②

景星寺碑为开元四年（716）所立，碑铭应在这一年之前所写，卢藏用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开始流放，因此碑文写作的时间应在713年至715年，光楚客当在这一时期任职容州;根据碑文所记，他来容州前辗转藤州（今广西藤县）、邕州（今广西南宁）、贺州（今广西贺州）为官，而神龙二年（706），光楚客还在做广州司马，因此可推测他最早是在706年之后离开广州的，但仍在岭南境内。

《景星寺碑铭》一文明确记载光楚客担任过广州都督府长史，但并非广州都督，这里和韦虚心墓志所载不符，而考察相关史籍记载，这一时期担任广州都督的另有其人，因此韦氏墓志所载不确，或是光楚客妻族为抬高身份矫饰欺人。③

综合上述材料大略可勾勒出中宗—睿宗—玄宗年间光楚客的主要行迹：中宗时期光楚客由广州贬官至广西境内，辗转广西各处;开元初年官至安南都护，并在越南平定叛乱，最后在桂林结束官宦生涯。

而与光楚客一同出现在神龙二年（706）记载中的周庆立，原为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首领，再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时，已经由皇帝选任市舶使这一要职（周还有本职右威卫中郎将），或许正是由于光楚客早先“以亲累贬授藤州司马”，熟悉岭南情况的周庆立才在那时填补光楚客离开的真空，并逐渐取得玄宗信任，参与广州海外贸易管理事务。

周庆立得以担任市舶使，或许还和他在岭南的交游背景有关，或许其凭借着广泛的人际关系更进一步获得了玄宗的信任。

3 结语

综上，结合周庆立、光楚客、大德及烈等几人在岭南的活动，市舶使初设的时间大致可定于中宗神龙二年之后到玄宗开元二年（706—714），甚至可进一步推测是在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之际。

开元二年（714）市舶使设立遭到御史弹劾，暂时偃旗息鼓，不过随着皇家对海外商贸需求的上升，市舶使长期设立是必然趋势。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建议凿通联结岭南与内地的大庾岭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④此后广州与长安的交通更为便捷，南北往来经贸更加频繁。南北交通的改善也是市舶使日后得以常置的重要条件。唐中后期，市舶使由中央临时派遣官员充任改为由长驻岭南的监军使兼任，市舶使的任职开始相对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