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应当以人为主体,如钱穆所言:“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①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8页。他在《略论中国史学》一文中又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3-114页。学术史研究更应如此。学术史应该是学术的历史,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离不开具体的学术文本,更当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②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第11期,第3-11页。。民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者的聚集和组织导致的各类学会、学社的兴起。边疆研究领域也是如此。随着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众多边疆研究刊物及出版机构的出现,边疆研究成为众多学人抱团合力而又相互竞争的一项事业。马长寿就注意到,“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边疆研究的机构、团体、会社既多”,“出版物随而众多”,尽管专门的研究报告与专著并不多,但是“研究边疆的专门期刊,无论在数量或品质上皆较战前进步多倍”③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4期,第1-4页。,其中又以《禹贡》《边疆通讯》《边事研究》《新亚细亚》《边政公论》等刊物刊期较长,笼聚学者众多,影响较为深远。

在既往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和边疆学术史研究中,成都华西坝往往是容易被遮蔽的学术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