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崇

近代以来，掠夺铁路修筑权和控制权，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由此衍生的铁路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关涉中外关系以及国家主权的重大政治问题。《泰晤士报》即言，铁路“是一个通商的工具，也是一个征服的工具”(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4页。。清末铁路问题向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所重视，属于“传统型”的研究论题。总体上看，既往研究侧重从中外对抗、官民对立的视角，讨论列强对中国路权的侵掠以及官民在路事上的冲突。随着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新史料的发掘和更多史实的重建，已有认知面临着进一步的学术追问，远非中外对抗和官民冲突所能涵盖。新政时期四川总督锡良主导下的川汉铁路筹办过程，由于涉及多方势力的博弈而呈现出丰富驳杂的历史面相，较大程度地突破了我们对清末铁路问题的既有认知。因此，揭示清政府内部的矛盾纠葛以及官民之间形成的既有冲突又不乏协作的多面关系，无疑是川汉铁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于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且对全国革命形势高涨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因而川汉铁路筹办过程以及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其中最具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当首推隗瀛涛著《四川保路运动史》一书(2)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它相关成果，可参看苏全有、邹宝刚《近三十年来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综述——纪念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4-78页)一文的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