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纯诗”的有关问题已是全球文学圈内的常识。它先是由美国诗人爱伦·坡论及,说理想之诗应该“完全是为诗而写的”,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①爱伦·坡:《诗的原理》,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而后在象征主义诗歌鼻祖波特莱尔那里发端,中经马拉美的奠基,到1920年瓦雷里在为法国作家法布尔的《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里第一次提出,最终逐渐蔓延为一股世界性的艺术潮流。中国“纯诗”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创造社后期三诗人之一的穆木天1926年发表的文章《谭诗》中,他和王独清、冯乃超联袂互动,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共时性推出诗论和创作文本,吹送出“纯诗”的最初信风。后来通过梁宗岱、李健吾、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不断阐发和实践,形成了不绝如缕的创作与理论现象,虽然它在抗战期间一度消隐,但又多次被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诗人重提,影响持续而坚挺。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以往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定是引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殊不知它远非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是西方象征诗学、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和诗人主体日本际遇的多元“合力”促成的。穆木天、王独清在文章中强调诗要将自己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来自于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中国初期“纯诗”中的物哀情调和色音追求,也同日本文化观念的制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