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庆红

自古以来,瘟疫犹如“行走的生化武器”,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甚至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西方文明中极为雄浑的一章,古罗马同样遭受过各种瘟疫的创伤,尤其是帝国中后期的三场大瘟疫成为帝国陷入全面危机,乃至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古罗马时期的瘟疫长期未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近些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等新兴领域的崛起,学界研究在安东尼瘟疫①国外学界关于安东尼瘟疫的研究主要有:J.F.Gilliam,“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2,no.3,1961,pp.225-251;R.J.Littman,M.L.Littman,“Oxy.LXVI 4527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in the Fayyu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October 1973,vol.94,no.3,pp.243-255;Duncan-Jones,“The Impact of the Antonine Plague,”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vol.9,1996,pp.108-136;Colin P.Elliott,“The Antonine Plague,Climate Change and Local Violence in Roman Egypt,”Past&Present,vol.231,no.1,2016,pp.3-31等。囿于资料匮乏与理论欠缺,中国学界对罗马帝国瘟疫的研究相对薄弱。、查士丁尼瘟疫②国内学界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主要有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考辩》(《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过,少有学者从整体上探讨古罗马人遭受过怎样的瘟疫之灾,他们在痛定思痛中是如何认知这些瘟疫的,采取过哪些非理性的做法和较为科学的应对措施,等等。本文拟在古典文献、碑铭、钱币、纸草文献和考古资料基础上,梳理他们对瘟疫的认知,探究其在抗疫中探索疫病机理、传播方式以及防疫救灾等方面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得失。

一、古罗马时期的瘟疫之创伤

囿于当时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条件,古希腊罗马人常把多数难以治愈、致命性强的传染性疫病统称为瘟疫,即“loimoi”和“lues”(意为“死亡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