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江

纵观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从杜威关于媒介与现代社群生活的讨论、帕克对报刊与移民生活的研究,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与时空、生活的零散讨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受文化研究与人类学影响而出现的媒介文化人类学对媒介与生活结构性关系的关注①Kirsten Drotner,“Ethnographic Enigmas:‘The Everyday’in Recent Media Studies,”Culture Studies,vol,8,no.2,1994,pp.341-357.,以及新世纪兴起的数字媒介与生活关系的研究,日常生活从来都没有游离出媒介研究和传播学的视野。不过,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所主导的主流传播学中,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议题长期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位置。

这种边缘性的位置,深刻地反映在传播学学科史、学术史的建构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现有的传播学思想史与媒介研究理论体系中,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研究图谱也处于主流传播学教材和思想史研究之外,一如有学者所说,以往传播学忽视了媒介研究的生活向度,“忽视了受众其实是嵌入日常生活脉络中的行动者(actor),无论信息接受或诠释行为都展开于日常生活实践中”①自国天然:《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介:一种实践分析取向的出现》,《新闻界》2019年第6期。。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少有关于媒介与生活相关研究历史的梳理,较为主流的传播学教材或传播学思想史专著中,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也少有将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为专门内容来加以讨论,甚至于完全忽视媒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