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文婧， 许加彪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传统社会的城市是以城与市的形式出现的，城是政治中心，市是文化、生活、商贸聚集地。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等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以独特的“城市生态学”的视角推动了城市研究的发展，如罗伯特·帕克就强调城市是“一种伟大的分类机制”[1]92。从路径上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同心圆扩散的过程，城市分离出商业圈、居民区以及公共区域，在这些区域的建设中形成了展现城市传播意象的文化地标，承载着城市的精神特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规划者开始以市场化模式打造城市文化—商业区域，形成具有文化内涵和商业开发相融合的城市地标，从而拉动文化和商业的双提升，而城市的可沟通性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

一、 城市传播意象： 可沟通性的分析路径

城市文化地标是城市空间中的具象符号载体，表征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形态，承载着传递地方文化、赓续历史基因的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下，城市文化地标传播意象更加多元化，其可沟通性具体表现为三条路径：沟通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沟通个体主体性和群体认同感。

1. 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传播介质

城市文化地标是城市生产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城市地标的建构息息相关。城市空间的传播功能性表达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一种关系，应当包含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