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卫 星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一般说来，计算是“应用形式规则，对(未加解释的)符号进行形式操作”[1]5。这一认知过程包括推理、问题求解和思维等内容。在面临疫情防控的需求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健康码的时代，每个有社会性指标的人都被纳入大数据管理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当信息传播的流动成为一种生态安全乃至公共安全的砝码时，信息传播结构中的科学数值是人文价值的基数。“计算机已成为无处不在、充满力量的存在，它们特定的数字逻辑正在全球范围内重组文化。”[2]26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今天有必要借助数学的观念发生及其实践效能的历史书写，重新考察传播媒介的发生认识论结构。

为什么要着眼于从数学到计算机的形式操作与人类社会的传播观念的因果关联？美国著名统计学家C.R.劳(Calyampudi Radhakrishna Rao)说： “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3]扉页面对这样一个跨学科的思想史问题，我们的探讨限定在历史现象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当中勾勒知识的轨迹，链接事物的现实性与事件的接续性，更具体地说是从知识演化的历史路标中寻觅媒介技术和传播环境的互动。“遵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是在公共话语中发现媒介的隐喻性用途，而是重建由媒介‘装置’(dispositifs)创造出来的生成模型。”[2]243

我们之所以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作为要倚重的方法论原则，因为“思想史的任务是要贯通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和重新阐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