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琪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息壤》[1]聚焦于中国女性的生育问题及其背后的观念差异，盛可以借初家四代女性的遭遇与选择，表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末，中国女性的个体意识在国家政策、男性凝视与自我认知中的展开、裂变。与小说《北妹》的单一打工路径不同，《息壤》提供了农村女性进入城（镇）的多种方式，而每一种方式都最终导致了她们对婚姻、生育和身体的不同认知。基于此，本文试图讨论以下问题：文本的女性身体书写是如何呈现的？“由乡入城（镇）”这一空间移动对女性的身体认同产生了何种影响？作者是如何处理身体与历史维度之间的关系的？以及，《息壤》的生育书写有何独特之处？

一、三重规训下的生育危机

《息壤》开篇便是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乡村里的阉鸡师傅阎真清，当着初家小女儿初玉的面，熟练而流畅地阉掉了一只公鸡。这场漫不经心的小型仪式对应着彼时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盛可以并不回避宏观政策推行到具体个人带来的反应，宫内节育器作为一种避孕装置，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之后被植入很多已婚已育妇女的子宫内，俗称“上环”。“上环”意味着这期间将无法生育，“宣告旅社拒绝房客，餐馆提前打烊”[1]5。“取环”又是新一轮的折磨，执着于取环的初冰因为小诊所的医疗事故，只得切掉子宫保命。“子宫危机”由此展开，政策规训成为危机的第一重因素。

盛可以并没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讨论生育政策的复杂与艰难，而是在敞开外部环境的同时，对生育问题作了根本性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