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文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是英国维多利亚晚期代表性作家和诗人，他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如小说《利己主义者》、诗歌《现代爱情》等，在英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地位，王尔德称他为“无与伦比的小说家”，因为“他对生活的视域是如此宽广、如此多样，想象如此真实”[1](P315-316)，他与哈代并称为维多利亚晚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梅瑞狄斯一生共出版了15部长篇和一些短篇小说，体裁涵盖民间故事、政治小说、传记文学和喜剧小说。他的诗歌创作早于小说，包括12本诗歌集，以田园诗和长诗为特色。梅瑞狄斯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化使其难以归类于任何一个创作流派，他对人物内心独白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使他和乔治·艾略特并称为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先声。[2](P3)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被认为在创作上深受梅瑞狄斯的影响。事实上，他影响了包括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乔治·吉辛等一大批作家。[3](P28)而他在诗歌中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思考，无疑超越了他的时代，体现出生态思想的萌芽。本文对国内外梅瑞狄斯研究进行述评。

一、国外的梅瑞狄斯研究

国外对梅瑞狄斯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当代研究。从1851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为梅瑞狄斯研究的早期，也是繁荣期，研究成果丰富。此后直至20世纪末为中期研究，从21世纪初以来的研究为当代研究。

（一）早期研究

从19世纪晚期至1920年前后，是梅瑞狄斯研究的繁盛期，梅瑞狄斯的作品得到奥斯卡·王尔德和乔治·艾略特等作家的高度赞扬。艾略特为梅瑞狄斯第一部小说《沙格帕理发记》连写了两篇书评，认为它甚至胜过歌德的 《西东合集》，称后者 “完全是用东方形式表达西方精神”，而梅瑞狄斯对东方的模仿“如同一位东方天才以其与生俱来的方式在写作”[4](P41)，没有给人丝毫不协调感。由此，梅瑞狄斯在小说创作上首战告捷，随后作品不断问世。这时期的重要研究者有理查德·H·P·柯尔、J·E·H·克里斯、J·W·坎利夫、W·L·考特尼，以及艾略特、金斯利等作家和诗人。“个性化创作风格与喜剧精神”“梅瑞狄斯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和“田园诗与自然观”是这一时期重点话题。

1.个性化创作风格及其背后的喜剧精神

梅瑞狄斯被称为小说和诗歌艺术的改革家。[5](P11)而“改革”往往在初期被认为是一种“个性化”的彰显，梅瑞狄斯作品的叙事风格显然与19世纪的多数作家不同。这种“个性化”有时为他赢得一片喝彩，有时又成为他被攻击的 “弱点”。具体来说，梅瑞狄斯创作上的个性化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物塑造。梅瑞狄斯在小说人物塑造上极具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他对注重人物细腻刻画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背离。1859年10月 《时代》杂志一篇文章评其小说《理查德·法弗尔的苦难》时，认为他笔下的人物与生活在他周围的普通人相比，更像是他思想的象征符号和倒影[6](P53)，没有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但是，赞美之声也很多，例如，柯尔认为这种刻画方式体现了梅瑞狄斯对人性深入的洞察力，“他在每个人物的身上都看到多种人格特征，每个特征对某一人格有其专门的应用”[7](P124)。换言之，梅瑞狄斯笔下的人物常常体现为某种观念的人格化。例如，《利己主义者》中的主人公威洛比便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盛行的表面道貌岸然、实则自私自利的处世哲学的人格化；如同中国京剧的脸谱，这种人物形象辨识度高，便于进行说教，梅瑞狄斯显然不满足于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他更热衷于发挥小说的教育功能，这正好迎合了维多利亚时期贵族和中产阶级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需求。他的作品大多有着明显的说教性，他的很多诗歌也被称为“说教诗”。当然，过度说教也会招致人们对其创作的诟病。

二是心理小说特征。早期学者注意到“梅瑞狄斯对人物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物内心意识，而别的作家则是通过对现象的客观描写来实现的”[7](P52)。例如，在他的长诗《现代爱情》里，整个故事的发展是随着对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而逐步展开的，主要形式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梅瑞狄斯通过这些独白来揭示男主人公在遭遇感情背叛之后的心理历程和情感状态，这与注重外部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迥异，具有典型的心理小说特征。正如W·L·考特尼所言，梅瑞狄斯是自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之后，唯一能将小说变为心理分析论文的人，他填补了这个时代后半叶的空白。[8](P281)

三是语言修辞的个性化。梅瑞狄斯的诗歌常常因为语言晦涩难懂而难以被普通读者所接受，也受批评家诟病。克里斯认为他的诗歌充满了过多的哲理和说教，承载了太多的隐喻和暗示，太过冗长，而少了激情和诗意，不如华兹华斯的诗富有诗意。例如，长诗《韦斯特美荫森林》不仅用词生僻难懂，而且充满各种隐喻和象征，被读者进行了多种解读。但克里斯也认为既要将哲理写入诗中，同时又达到最高诗歌创作技巧是很难的。他认为梅瑞狄斯为诗歌注入了新鲜的元素，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9](P84)而梅瑞狄斯自己则认为，诗歌的至宝在于思想拥抱情感，如同男人拥抱女人一样。换言之，抒情要让位于思想的表达。批评家还注意到他常常在一部作品里使用几种不同国别的语言，不难发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等作品中也沿用了这种多语言混用的表达方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梅瑞狄斯在创作上的个性化源自他的创作思想——喜剧精神，即一种批判的智慧。思想的表达一直是梅瑞狄斯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1877年，梅瑞狄斯在伦敦学院做了题为《论喜剧和喜剧精神的功用》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梅瑞狄斯批评19世纪英国风尚喜剧的浅薄和观众品味的低俗，在他看来：“用笑声来触碰和照亮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是愉悦感，更需要一种微妙和精细。”他认为，很多声誉极佳的作品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主要在于缺乏创作上的“微妙”和“精细”。

2.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柯尔认为，梅瑞狄斯的小说创作观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方面，梅瑞狄斯创作的每个人物身上都体现了一大群人的本质特点。另一方面，他又是乐观主义者，进化论使他相信人是不断向高处进化的。因而，他观察人类的眼光是善意的，而绝非那种不偏不倚绝对公正的眼光”[7](P10)。梅瑞狄斯的作品在叙事上一定程度地偏离了现实主义传统，大量的心理描写替代了对真实的外部世界的描述；人物形象的固化替代了变化中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刻画；极少典型环境的渲染，也很少有自然风景和人物肖像的描写；情节往往是通过对主人公的心理分析慢慢展开的，没有跌宕起伏的变化。以至于王尔德称其为现实主义的儿子，却和自己的父亲素无来往。此外，与同时代的作家不同，梅瑞狄斯虽然无情地批评社会时弊，但他的视野相对狭窄，总是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生活圈子，缺乏对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百姓的关注，而哈代、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能成功地展现整个社会的全貌，将人间的一切苦难形象地揭示出来。因而，人们认为他的小说是某种纠结的混合体，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影子，又充满浪漫主义元素，由此而深受读者欢迎。艾略特在《法里纳：科隆的传说》的书评中提到，读者更喜欢读这种有创意和趣味性的书，而不是那些对乏味的事件的枯燥分析，而后者恰恰是当时小说创作中大量存在的现象。[6](P47)

3.田园诗和自然观

梅瑞狄斯的诗歌创作早于小说，12部诗集中以田园诗为主要代表。早期评论给予他的诗歌极高的评价。金斯利认为梅瑞狄斯的田园诗健康且悦耳，是其他田园诗人所无法超越的。同时，梅瑞狄斯被认为受济慈的影响很大，却又与之不同。正如威廉·罗塞蒂所言，济慈歌颂自然，并将自然呈现出来以愉悦世人，但并非出自个人的感受。而梅瑞狄斯歌颂自然，是因为自然使他自己身心愉悦，并深深地吸引着他。[6](P4-5)这是对梅瑞狄斯田园诗极高的评价。研究梅瑞狄斯田园诗，无法绕过的是诗人的自然观。人们发现梅瑞狄斯的自然观与浪漫主义诗人的不同，他接受自然的本来面目，并从中汲取最大的快乐和启迪。而雪莱则是借自然来实现他个人的憧憬和对理想的渴望。[8](P56)并且，梅瑞狄斯主张人类要想与自然交流首先要“信仰”自然，而这恰恰是人类理性的彰显。J·W·坎利夫认为，梅瑞狄斯的自然观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很大的影响。进化论主张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只是进化程度不同而已，这无疑改变了梅瑞狄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并用诗歌引领着读者去探寻自己在宇宙中真正的位置。

总之，早期学界给予梅瑞狄斯的小说和诗歌创作极高的地位，他被称为 “英国作家之泰斗”“年高德劭的文豪”，英国《时报文学副刊》曾载文宣称，“英国文坛上，除莎士比亚之外，还有谁有他这么充实完美的大脑”[10](P2)。他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10](P2)。

（二）中期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梅瑞狄斯研究热度渐渐退去，以伍尔夫为首的现代派作家认为其小说的过度说教暴露出过于明显的作者意图。在她看来，梅瑞狄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过于概念化，不会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读者从故事中往往不是有所“发现”，而是受到“启示”。然而，伍尔夫也承认：“只要英国小说还有人读，梅瑞狄斯的小说必然会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作品也必然会受到争议和讨论。”[11](P134-135)自此，梅瑞狄斯研究热度渐渐退去，研究成果开始减少。

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叙事学、女性批评和生态批评等文学研究方法趋于成熟，给梅瑞狄斯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研究成果开始逐年增多，研究专著不少于19部，代表性学者有杰克·林赛、诺曼·凯尔文、V·S·普里切特、伊恩·威廉姆斯、罗伯特·塞缪尔·贝克、雷纳特·穆恩德尔、苏珊·佩恩、卡罗琳·威廉姆斯和默文·琼斯等。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研究视角：（1）马克思主义批评。林赛从阶级分析和传记批评的角度对梅瑞狄斯的小说创作观进行研究，他回顾了梅瑞狄斯对英国工人运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关注，并认为“梅瑞狄斯将与自然联合作为他与受压迫的同胞联合的垫脚石”[3](P34)。（2）小说叙事学研究。这类研究再次确定梅瑞狄斯对现实主义手法的偏离，并提出新的观点。例如，普里切特认为情节在梅瑞狄斯的小说里是一张激情编织的网，而不再是故事的结构[12](P16)；穆恩德尔也认为，梅瑞狄斯抛弃了维多利亚叙事传统，他毕生致力于在罗曼司和现实主义之间维持一种矛盾且不稳定的平衡[13](P124)；佩恩指出了梅瑞狄斯对现实主义小说技巧和传统持批评立场。（3）进化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再次被提起。卡罗琳·威廉姆斯认为自然选择是梅瑞狄斯选择小说叙事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从他的小说情节设计到人物刻画、修辞的使用到梅瑞狄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无不运用了自然选择法则。[14](P55)（4）喜剧精神被重新解读。普里切特认为在梅瑞狄斯身上体现了诸多元素，如诗人的狂热辞藻、诗人的浪漫（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魔幻小说）、人格的张扬（表现在总是强调故事叙述者的存在），而将诸多元素融合到一起的便是他的喜剧精神。[12](P81)（5）女性主义批评。学界注意到梅瑞狄斯塑造了众多思想独立、睿智和自强的女性人物形象，并对她们报以发自内心的赞赏；而他对深受维多利亚道德禁锢的女性投以同情的目光。（6）梅瑞狄斯传记。如默文·琼斯的《神奇的维多利亚人：乔治·梅瑞狄斯的一生》。此外，自然观研究、神话批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可读作家”的读者接受、心理小说特征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话题。

（三）当代研究

进入21世纪，梅瑞狄斯研究又有了新的视角，研究学者主要有蒂莫西·卡伦斯、安妮·C·亨利、杰奎琳·班纳吉等。主要研究视角如下：（1）后殖民研究。学界认为梅瑞狄斯的作品也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思想。卡伦斯认为在《奥蒙特爵士和他的阿明塔》中，梅瑞狄斯不是通过赋予深棕色肤色的女主人公以独立性，而是依赖于改良她所服从的殖民权威来弥补、修正她所受到的压迫。（2）跨学科研究。文体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研究方法使梅瑞狄斯作品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例如，安妮·C·亨利注意到梅瑞狄斯小说里频繁出现的省略号和破折号，看似小说中人物表达上的困难，即“失语症”，实则是梅瑞狄斯有意为之，并认为乔伊斯将这个方法加以改进，在《尤利西斯》中将这种压缩式的话语转变成了电报语言。[15](P341)（3）喜剧精神被不断深入解读。奈杰尔·贝尔认为，《利己主义者》并非一部旨在揭露和批驳利己主义的寓言，而是在女主人公克拉拉·米德尔顿的身上表现一种喜剧精神。[14](P3)（4）梅瑞狄斯与各文学流派的关系。例如，史蒂文森提出梅瑞狄斯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主要特点；班纳吉认为《沙格帕理发记》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此外，女性生活书写、生态批评、作品的隐喻空间等话题也被引入梅瑞狄斯小说研究中。

总体来说，喜剧精神等一些老的话题仍在研究，暂时还没有突破性成果。由新理论视角（尤其是跨学科研究）而衍生的新话题不断出现，梅瑞狄斯作品研究视域在迅速拓宽。

二、国内的梅瑞狄斯研究

国内有关梅瑞狄斯作品的译介除了《利己主义者》，即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思和雨映的译本，以及199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项星耀的译本，未见梅瑞狄斯的其他作品的译文出版。对其作品的研究成果也寥寥可数，主要有林同奇、刘文荣、罗昔明、刘其刚、常立、赵国龙、宋庆文等的研究，文思和雨映的中译本序也不失为对该小说叙事艺术和语言技巧的研究论文。详情如下：

（1）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早在1958年，林同奇为杰克·林赛的《乔治·梅瑞狄斯：他的生活和艺术》写书评。他一方面肯定了林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视角，即受宪章派诗人影响，作为新诗派一员的梅瑞狄斯最初具有激进派的政治立场，却最终“滚进了阶级调和的泥潭”[16](P88)，而调和主义又导致其艺术上庸俗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指出林赛的批评有不足之处，即林赛对“喜剧精神”的理解不足。林同奇认为，“喜剧精神不只是梅瑞狄斯创作理论的一部分,而且反映了梅里狄斯自己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态度”[16](P88)，即梅瑞狄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时弊的一种批判的立场。（2）伦理批评。常立认为，“柳景图案、《创世纪》和《利己主义者》的互相依托和比较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透视和涵盖了人类文明史的唯我主义本质”[17](P123)。这种三角关系实质上就是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互文关系，梅瑞狄斯擅长通过文本间的对话来表达和升华作品主题。刘文荣探讨了梅瑞狄斯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梅瑞狄斯往往以‘喜剧精神’和‘社会陋习’两者之间的对抗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梅瑞狄斯在小说中往往用女性主人公作为 ‘喜剧精神’的象征”[18](P238)；刘文荣还总结了梅瑞狄斯小说之所以晦涩难懂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一条指出，他的创作喜欢即兴发挥，缺乏计划，使小说往往缺乏结构上的完整性。（3）对喜剧精神的再解读。刘其刚发掘出梅瑞狄斯的喜剧精神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和理想主义的特质。（4）小说创作风格研究。罗昔明认为梅瑞狄斯的小说创作存在一个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流变过程，认为梅瑞狄斯“从创作初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到中期更多地将社会进化与教育体系结合起来塑造新女性形象，再到后期建构独特的文学类型，不难发现，梅瑞狄斯的创作主题，总难与同时代主流文学风格及阅读伦理合上节拍”[19](P126)。（5）小说和诗歌叙事研究。国内研究注意到梅瑞狄斯作品在叙事上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双重叙事结构，梅瑞狄斯作品往往包含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有时两条都是明线；有时则是一明一暗，即显性叙事和隐性叙事。例如，在《利己主义者》的中译本序里，译者文思和雨映分析了小说中两个明线：一个是围绕主人公威洛比的故事；一个是一本名为《利己主义》的书。而在长诗《大地与人》中，宋庆文则发现存在一明一暗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其中显性叙事讲述了人想要挣脱大地母亲的束缚的故事，隐性叙事则描述了人类文明史的三个重要时期：“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构成了一条人类文明史完整的叙事序列。”[20](P71)这种精巧的设计，足以见其在叙事结构上的“精细”和“微妙”。此外，宋庆文研究长诗《现代爱情》的互文性，发现该诗通过“引用和改写《奥赛罗》《失乐园》和《包法利夫人》等前文本，发起文本间对话，围绕婚姻中的背叛与宽容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使互文性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诗歌主题表达极为高效的工具”[21](P69)。由此可见，梅瑞狄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特点在于叙事结构的“微妙”和“精细”，这是未来进行梅瑞狄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6）梅瑞狄斯生态观研究。宋庆文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深层生态学为理论依据，对其自然诗歌《大地与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梅瑞狄斯已具备生态存在观。此外，赵国龙对梅瑞狄斯喜剧精神的解读，谢小琴对其婚恋伦理观的分析都是国内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国内学者对梅瑞狄斯的评价都比较高。侯维瑞称其为“心理描写小说的大师”[22](P525)，并认为“他的作品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22](P526)。常耀信对梅瑞狄斯小说这样评价：“梅瑞狄斯主要描写英国的上层社会，揭露它的丑恶现象。他不重视故事情节，而着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善于运用微妙的嘲讽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行为。”[23](P506)刘文荣的《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史》将梅瑞狄斯小说的基本主题总结为“喜剧精神”和“社会陋习”之间的对抗。对于梅瑞狄斯作品艰涩难懂的问题，刘文荣认为并非梅瑞狄斯天生文笔艰涩，而是梅瑞狄斯认为“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应该像诗歌一样富有深意，尤其是小说语言，要有诗的表现能力”[24](P84)。另外，梁实秋在其《英国文学史》中评价梅瑞狄斯为“属于开明自由民主一派，但是他的实际经验与作品内容都局限在中上阶层的生活，他不曾和下层社会有过接触”[25](P1294)。他认为梅瑞狄斯的散文风格“也许是太富有诗意，有时失之于驳杂艰涩”[25](P1294)。上述国内学者的观点在与西方学界的主要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又呈现新的视角和不同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梅瑞狄斯的研究专著。可见，国内学界对这位维多利亚晚期重要作家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译介也存在很多空白区，亟待填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喜剧精神、心理描写和高度个性化语言是梅瑞狄斯小说研究的永恒话题，而不同历史时期，梅瑞狄斯研究又呈现不同的研究视角。学界认为梅瑞狄斯在新时期仍然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为随着跨学科文学研究方法的推广，如文体学和符号学应用于文学批评，以个性化为重要创作特征的梅瑞狄斯作品可研究之处很多。同时，梅瑞狄斯所有相关联的作品会共同编织出更深层的意义，亟待人们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