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李子祚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近年来，学界在对碑刻的整理研究过程中，对清代贵州民族地区的林业经营及管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取得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①，部分研究还详细探讨了民族地区与林业相关的生态文化②。然而，多数研究仅限于清水江的苗、侗地区，对贵州其他区域的林业保护事业着墨不多。贵阳市保留的一部分有关森林保护的碑刻，是喀斯特地区有关林木保护的重要史料。笔者拟对贵阳地区所存录的林业碑刻进行整理、研究，探讨贵阳地区参与林木保护的主体，及林木保护对当地人的生态意义。

一、清代贵阳自然环境概述

贵阳市在清代隶属贵阳府，今下辖南明区、云岩区、乌当区、花溪区、观山湖区、白云区、开阳县、修文县以及息烽县等区县。贵阳位于贵州省中部，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影响，雨量充沛[1]240，其境内多山，史载其“复岭环列，四塞崇岗”，山地众多，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当地雨热条件十分鲜明，“冬不祁寒，夏无盛暑，四时多雨少晴。雨则寒，晴则暖，夏则昼热夜凉”[2]17，适宜多种林木资源的生长。乾隆《贵州通志》载贵阳所种林木分别有松、柏、柳、椿、槐、枫、乌桕、梧桐、棕榈和冬青等[2]285。有学者注意到，明清初期由于国家用木、贵州山地经济的开发和城市建设的需要，贵阳林木资源种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林的种类和种植范围有所增加[3]。同时，特殊的地质与气候条件造就了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贵阳则属于喀斯特山区城市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