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根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离别本是人生常态，离别亦是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中的重要主题。从“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诗经·邶风·燕燕》)到“悲莫悲兮生别离”(《九歌·少司命》)，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从“远壑杜鹃响，前山蜀客归”(梅尧臣《送何遁山人归蜀》)到“南溪旧风月，千万寄相思”(杨万里《送子仁侄南归》)，无不曲尽其辞，道尽离别之苦，诉尽离别之情。

与送别诗的抒情意味较浓相比，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离别场景书写则呈现出另外一番风采，大致可分为诗化离别、戏剧化离别和写实化离别三类，在书写离别场景时经常采用伏笔式、对比式、关键物式和论辩式等铺垫方式[1]。相对于离别诗歌的典雅含蓄、源远流长、代有胜作，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离别叙事大多以碎片化样式呈现，虽各有其妙，但浅尝辄止，令人有意犹未尽之叹。然而，《儒林外史》似乎是个例外，它比较集中地营造了形态各异、意蕴丰赡的离别场景，展示出较为独特的叙事价值。

1 殷殷惜别在《儒林》

身处“一代文人有厄”[2]7的时代浪潮中，聚实属不易，散亦须珍重，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了大量的笔墨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再现了一幕幕依依惜别的场景。细读文本，除一般的日用酬酢之类的告别之外，《儒林外史》中还有相对详细而意味深长的离别叙事。具体而言，有以下数端：

在小说第一回，写王冕因不堪时仁、危素等人骚扰，被迫离开家乡远走他乡躲避。临行前，拜别友邻秦老、母亲。第八回共写了两次离别：南昌太守王惠归降宁王，后宁王事败，不得不逃亡，途中偶遇蘧公孙并得其资助，王蘧二人短暂相见又匆匆离别；娄三娄四两人拜访姑丈蘧太守，一番逗留之后，便辞别蘧太守、蘧公孙祖孙二人。接下来的离别叙事出现在第九回，娄三娄四途中遇邹三，牵出其父邹吉甫，与之相聚并辞别。第十回简略叙述鲁编修送别娄氏两公子、牛布衣告别娄氏两公子、蘧公孙辞别娄氏两公子等事。娄氏两公子三访杨执中终在第十一回相遇，一番长谈后，杨执中“执手踏着月影”[2]76送别娄氏两公子、蘧公孙。第十三回，乌程县差人同萧山县差人来索作奸犯科暂居娄府的权勿用，娄氏两公子只得与权作别，此外还详细叙述了蘧公孙与马二先生初识、告别、回拜、再别、又聚、又别等相互交往的过程。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第四十六回，写杜少卿惜别虞博士的场景：

南京饯别虞博士的，也不下千余家。虞博士应酬烦了，凡要到船中送别的，都辞了不劳。那日叫了一只小船，在水西门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杜少卿拜别道：“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虞博士也不胜凄然……说罢，和杜少卿洒泪分手。

杜少卿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开了去，望不见了，方才回来。[2]443-444

上引文字中提及的离别叙事与之前的离别叙事相比，既有因又有革。就“因”的一面而言，袭用之前离别叙事“看着……才回去(来)”之类的固定格式，如秦老手拿灯笼，洒泪而别王冕 ，“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2]8-9；蘧公孙拜别娄三娄四两位表叔，“看着开了船，方才回来”[2]88(第八回)；邹吉甫送别娄氏两公子 ，“看着开船，方才回去了”[2]93(第九回)；马二陪匡超人取铺盖，送别匡超人，“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2]158(第十五回)，方才离去等。就“革”的一面而言，一是采用对比手法，将虞博士谢绝众人送别与接受杜少卿一人送别相比，由此可见两人交情之深，情意相投；二是感情真挚，画面感强，无论是杜少卿的深情拜别还是虞博士的凄然洒泪，都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以上数例中都有一个充满深情的高频词“看着”贯穿在离别叙事中，除来霞士送杜慎卿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作呕反胃外，其他的离别叙事都充分体现了吴敬梓对“礼”的积极推崇和有情有义之人行为的高度认同。无论是乡野之人秦老送别王冕还是王公贵胄蘧公孙拜别娄氏公子，无论是底层文人(马二对匡超人，尽管匡超人后期品行不堪)间的惺惺相惜还是真儒名贤(杜少卿对虞博士)间的相互推重，都积极践行了“二元礼和苦行礼”[3]16-23两种不同的“礼”。不管是哪种“礼”，都是对伦理秩序的规范和儒家话语的吸纳，都是在“在俗世中确认神圣，因此既是道德的，也是功利的；是象征性的，同时又是工具性的”[3]17。

历代《儒林外史》评点者对此也多是赞赏有加。如评秦老，天目山樵评曰：“秦老真情，非泛泛应酬”[4]10；又如评邹吉甫，天目山樵评曰：“殷勤周到”[4]120，黄小田评曰：“写野老殷勤，逼似”[4]120；再如评马二，黄小田评曰：“真至诚”[4]201,天目山樵评曰：“马二先生十分真诚”[4]201。针对杜少卿依依惜别虞博士时两人的对话，黄小田披文入情，深情赞赏道：“二语亦令我凄然欲绝。盖道义之交，非寻常之别。而此后余文虽妙，不若此之可歌可泣矣。”[4]563两位贤人一别之后，再无相见，令人感慨万千。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离别叙事，实际上是生死之永别。此类叙事共有两处。第一处在小说第二十一回，写卜老爹为挚友牛老爹(牛浦郎之祖父)精心筹备安葬事宜之后，“看着亲家入土，又哭了一场。”[2]212另一处在小说第三十五回，写庄征君夜晚投宿一老汉家，该老汉家徒四壁，其妻刚死，半夜老汉又死了。庄征君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两位亡者买墓地，安顿后事。天目山樵对庄征君的善行予以客观评价，“非欲以此市德，以此望报也，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已矣。”[4]437诚哉斯言，君子之风跃然纸上。

2 江南风物的写实化呈现

一般来说，古代送别诗中常见的意象有长亭、短亭、阳关、古道、北梁、南浦、芳草、杨柳、明月、夕阳、青灯、美酒等，送别场景南方多在水边(“南浦”“浦”)，北方多为驿亭(“长亭”“短亭”“阳关”“古道”)，送别时行者乘坐的交通工具或为车马或为舟船[5]。换而言之，古代送别诗中的意象显现出较为鲜明的南北地域文化差异，或优美或壮美，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

吴敬梓将《儒林外史》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明代，小说中有明显时间标记的有“成化末年”“嘉靖九年”“嘉靖十六年”“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三年”等。对照明朝两京十三布政司的行政区划，《儒林外史》中提到的地点除广西和云南外，其他省份均有涉及[6]。虽然，《儒林外史》“空间移动的频繁，为长篇小说史所未见，涉及大半个中国”[7],但作者并不是平均着墨，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据统计，各地在《儒林外史》中所占篇幅，江苏最多(共51回)，浙江次之(共21回)，安徽又次之(共15回)[8]。进而言之，《儒林外史》叙事结构如同大小不一的同心圆，自外向内形成了三大叙事板块，第一板块为山东、广东、江西，第二板块为浙江，第三板块为南直隶，圆心为明都南京[9]。同样，《儒林外史》中的众多离别多发生在“同心圆”的内部，多与浙江、南直隶特别是南京等江南地区有关。

江南地处水乡，湖泊众多，交通工具主要依赖舟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能代表江南风物的意象是“舟”或“船”。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舟船意象经历了“从世俗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审美”的发展历程，大多承载着一定的情感功能，如漂泊、离情、超俗、仕宦、乘兴等情感[10]。代表诗词名句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等均脍炙人口、千古流传。这些作品无不淋漓尽致地借助“舟”意象抒发情怀、寄托情思、表露心曲。

《儒林外史》中共有509处出现“船”字，8处出现“舟”字，包括第六回回目(“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这些密集出现的舟船意象，与以往诗词中舟船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涵不同，体现出“写实化”的特点。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不同，主要与文体差异有关，小说属于叙事类文本，主要以故事情节取胜，诗词属于抒情类文本，主要以情感抒发擅长。换而言之，在古典诗词中，经常可以见到诸如长亭送别、策马作别、折柳赠别之类的场景，如“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又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再如“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等。回到《儒林外史》文本，其中的离别场景经常采用“作别”“打躬作别”“辞别”“洒泪分手”“洒泪而别”“拜别”“告别”“话别”“相别”“分别”“别过”“送别”“别了”“一别”之类的语言简略概括，不做过多渲染。前面提到的杜少卿送别虞博士之例即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从语言上看，除动作描写外，出自杜少卿之口的只有“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寥寥13个字，而虞博士则以超过10倍的142个字对杜少卿殷殷惜别。虞博士的临别赠言一共有三层意思：一是表明自我心志，以前做博士，俸金难以为生，此番为官，仅为谋生，待到俸禄能养活夫妻二人即辞官。二是阐明育儿理念，关于其子教育的问题，仅希望他学医糊口、自食其力即可。三是表示珍重友情，离别后将会经常书信问候。两人的对话杜略虞详，略者“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拜别”“上了岸”“看着”“望不见了”等一系列动作描写都是对杜少卿这短短13个字的注释；详者娓娓道来，犹似“藏问于答”，以三层意思消弭了杜少卿乃至读者的疑虑：为何为官？怎样看待孩子的教育？别后如何？正如李汉秋先生所言，“只求以仕代耕，没有功名热望，入仕而超脱，身仕而心隐，把道家精神渗透于儒家生涯中，以对世俗的不执不拒对待世俗，很富于大隐的真精神。”[11]杜少卿送别虞博士之地是南京，地点为“水西门”,虞博士此番是任满进京，既然走水路，当是走京杭运河[12]。至于“水西门”周边的景物，则一律付之阙如，一如之前的离别叙事。

3 离别叙事的价值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必有别，聚散乃人际交往中常态，《儒林外史》以写实化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一个个离别场景，也在一次次人物的进退场中完成了情节的转换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独特的叙事价值。

一是凸显叙事主旨。杨义先生指出：“《儒林外史》人物多带漂泊感，仿佛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旋转中的匆匆过客。”[13]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离别叙事将一个个“匆匆过客”串联起来，统一在“功名富贵”这面旗帜之下，或“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或“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或“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或“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十分形象地诠释和凸显了“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叙事主旨[4]687。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匡超人，他在“离乡—返乡—离乡”的流转中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小说第十五回，匡超人首次以拆字少年的面目出场。通过与马二先生的对话可知，匡超人已于上一年从家乡乐清离开到杭州谋生。因家贫无以为生，只得离乡，先是在柴行记账，后被迫从事拆字工作。他寄居他乡，不能侍养患病的父亲，内心痛苦，觉得自己“禽兽也不如”[2]157。匡超人第一次的离乡情有可原，其孝顺、勤奋、善良的品格尚未被污染。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匡超人辞别他，启程回家。途中遇乐善好施的郑老爹，得其帮助，免费乘船，辞别郑老爹，顺利回家。回家之后，白天做生意，晚上精心照料病父，同时还不废读书，以至于吴敬梓在回目中以“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为题对匡超人的美德予以激赏，并肯定这种美德带来的积极回馈——知县李本瑛知贤识士、奖掖后进，支持匡超人考学。考中后，依旧侍养病父直至离世。之后恩人李本瑛因故被摘印，为避祸再次离家去杭州，投靠潘三。寓杭期间，与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金东崖等一班假名士乃至更不堪的严致中(严贡生)混迹在一起，批时文，约诗会，访朋友，看似风流潇洒，实则不务正业、附庸风雅。如果说此时的匡超人不过是忘记乃父临终嘱托，品行尚未有大亏的话，那么在遇到潘三以后，则“一反‘名士’行径，从此舞文弄法，作奸犯科，每下愈况，更其不堪矣。”[14]227

二是推动情节发展。《儒林外史》中人物离别后的结局一般有两种情况，分为别后无相逢和别后再相逢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如秦老别王冕、娄三娄四两人拜别姑丈蘧太守等。这种类型的离别既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场景，也有助于安排其他人物的进退场。[15]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如“匆匆过客”，短暂相聚，又匆匆离别，不再相见。小说中经常运用 “作别去了”之类的语词来写这类离别。如王德、王仁二位兄弟在接受严监生馈赠的两封银子后，“作别去了”，归来时严监生已离开人世。严监生临别时的一番嘱托(其实也就是临终托孤)包括照料其子、督促读书、免受大房(严贡生)之气等内容与后文其子病死、立严贡生之子为嗣、逼迫赵氏、打官司等形成对比，反激下文，更能见出严监生有先见之明，颇知乃兄习性，其所担忧的内容在后文一一得到验证，从而起到了预叙的作用。再如前文提及的匡超人遇郑老爹得其帮助免费乘船，在船上，郑老爹与匡超人关于读书人不孝父母的闲谈与下文匡超人躬行孝道、刻苦读书形成鲜明对比。

三是刻画人物形象。前文提到的秦老送别王冕、杜少卿送别虞博士等离别叙事十分鲜明地刻画出了秦老、杜少卿等人的重情、知礼、厚道的一面。这些离别叙事是从叙述者角度展开，令人感到可信，也令人感动。还有一类离别叙事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揭露了人物形象的不堪。这类叙事借助小说中人物自我描述，显得极为虚假和荒唐。如牛浦郎向初次相识的道士吹嘘撒谎知县董瑛厚待礼遇他:“我要辞他回来，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骑上了驴。”[2]226“十七两四钱五分”这一数字愈是精确，愈显荒诞。正如卧评所言：“(牛浦郎)刮刮而谈，诌出许多话说。书中之道士，不知是谎，书外之阅者，深知其谎。行文之妙，真李龙眠白描手也。”[4]296再如第二十二回中，牛玉圃、王义安、牛浦三人用餐，牛玉圃和王义安当着牛浦面吹嘘：“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直到如今”，王义安不知其谎，追问之：“哪个齐大老爷”，牛补充：“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王义安帮助圆谎：“齐大老爷待我两个人是没的说的了。”[2]221-222一番对话，将子虚乌有的离别说得仿似真实发生的事情，令人忍俊不禁。其实，“(王义安)反问一句，即已露馅；后在老牛提示之下，虽予补救，亦难圆谎。有贼智之小牛，已略窥其机关矣。”[14]255

四是延宕叙事进程。与推动情节发展不同，《儒林外史》中的离别叙事还起到了延宕叙事进程的作用。在一个又一个离别叙事之间，穿插其他故事情节，显得旁逸斜出、波澜迭起。如邹吉甫送别娄氏两公子后，至下一次的离别叙事则是在鲁编修送别娄氏两公子，中间穿插有娄氏两公子访杨执中而不遇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描写，正如卧评所言：“文字最嫌直率，假使两公子驾一叶之扁舟，走到新市镇，便会见杨执中，路上一些事也没有，岂非时下小说庸俗不堪之笔墨，有何趣味乎！”[4]127

总之，《儒林外史》中的离别叙事呈现以下特点。从篇幅上看，叙事篇幅较短，寥寥数笔，摹写人物情态；从笔法上看，叙事笔法单一，大多采用“看着……走了”这一固定模式；从情感倾向上看，叙述者对送客者大多持肯定态度(如秦老、邹吉甫、马二、杜少卿等)。至于写马二真情送别匡超人，其目的也是为了与匡超人日后对马二薄情相对照，“婉而多讽”中见出感情褒贬。换而言之，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儒林外史》改变了以往小说通过正反人物直接对比的方式，揭示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品行，而是类似于“镜像”的方式，让人物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动，以自己的言行折射人物性格，或通过“瞬间”让人物的面貌得以揭穿，从而达到“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4]46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