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 世纪中后期的爆炸式理论生产，如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等，很大程度上重整了学术秩序，这当然也包括文学批评领域内的阅读方法和范式的重构。这些宏大的理论构想终结了“天真的阅读”，使文学作品变成了能指的海洋——文本，意义的索解正如解构主义者的广告语那样，“我可以按我所想的方式解释任何东西，使任何东西都具有无穷意义。”［1］83理论自身也摆脱了实践的束缚，走向“纯洁”，试图将所有社会现象囊括并解释。这种走向更为广大的空间的理论追求使得文学文本打破了形式主义文论以来的封闭局面，展现出似乎无边际的语境化倾向，人物、情感、行动被放在社会平台上重新审视，以往简单的阐释在元语言论下被质疑其前提，文本意义被归置于“性”“身体”“性别”“种族”“权力”等宏大理论言语中，文学理论让位于文化理论。瓦伦丁·卡宁汉在其著作《理论之后的阅读》中评价这一时期的理论时引用了小路易斯·盖茨的说法，“秋葵”——一种有多种食材混合的汤，来比喻“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这种“秋葵”也与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布鲁斯和爵士乐的精神相契合，即兴发挥，极端自由。伊格尔顿在谈到文化理论时也对这一词有相同认识，“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像他们这类思想家，这也是‘理论’这个相当模糊的字眼会存在的原因之一。”［2］79但正是这样一种多元、自由，同时又味道丰饶的理论“秋葵汤”引导着读者，使文本的阅读、阐释产生了更多复杂而又新奇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