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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理趣”说研究

2021-01-31孙媛

韶关学院学报 2021年7期

孙 媛

(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文学和哲学、宗教一样,都是对人生之谜和宇宙之谜的探问及解答,精神义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但是,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言,精神义理往往并不是显现的存在,而是潜隐的存在。隐在性意味着精神义理处于作品结构的深层,是潜藏在形象世界背后的生命感悟。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内涵和形而上意义可以被朦胧地感受和领悟到,但不可能被完全把握住,更不可能经由逻辑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在钱钟书的理论视域中,中国古典诗学范畴“理趣”所强调的即是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隐在义理。

作为深谙中西文学肌理的一代鸿儒,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了“理趣”作为诗学范畴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虽然“理趣”一词“早见于释典,如《成唯识论》卷四论‘第八识’:‘证有此识,理趣甚多’……初与文艺无涉,宋人如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曾子华诗》:‘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1]1809“李耆卿《文章精义》称朱子三百篇后一人,其诗‘音节从陶、韦、柳中来,而理趣过之’。”[2]557但是,在长期的诗学发展中,“理趣”渐渐脱离了“释典”和“状理”的束缚,演变成了和“理语”相对的诗学审美范畴:“沈德潜始以‘理趣’‘理语’连类辨似……《国朝诗别裁·凡例》有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1]1810钱钟书认为,“理趣”与“理语”的辨析可谓是“分剖明白,语意周匝”[2]557,与之异曲同工的是清代文人纪晓岚对“禅味”和“禅理”的辨析:“乾隆三十六年冬,纪晓岚批点《瀛奎律髓》,卷四十七《释梵类》有卢纶、郑谷两作,纪批皆言:‘诗宜参禅味,不宜作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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