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洲国际投资法规制的革新*
2021-01-31银红武梁开银
银红武,梁开银
(1.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宁波大学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纵观非洲国家对全球国际投资法规制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为引领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SDS)机制的实践方面——可总结概括为:非洲成员国是对ICSID机制的创建起着“催化剂”作用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是国际投资法法理的践行者与反哺者,是推动ISDS机制改革的“量身定制者”(1)Makane Moïse Mbengue. “Somethin” ELSE’: African Discourses on ICSID and on ISDS—An Introduction[J]. ICSID Review, 2019,(2): 259-269.。
截至2018年底,非洲国家共缔结超过860部双边投资条约,其中160部在两个非洲国家间所缔结,占全球双边投资条约总数的28%(2)Hamed El-Kady & Mustaqeem De Gama.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An African Perspective[J]. ICSID Review, 2019,(2): 482.。目前,非洲各国与非洲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但正在经历“放眼于未来”的国际投资法规制变革,而且在这一国际投资法规制创新的全球浪潮中堪称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他们一改基本“照抄照搬”由第三方所提供的投资条约范本的旧习,变身为根据实际国情而缔结符合本国利益投资条约的“量身定制者”。
一、非洲国际投资法规制革新的动因
不难发现,现行众多非洲旧一代双边投资条约的绝大部分缔结于1980年至2012年间。尽管这些条约基本上是参考发达国家的双边投资条约模本而草拟的,但总体而言其形式略显陈旧,条款规定得较为宽泛,待遇标准笼统,并且作为东道国的非洲国家对其境内外国投资的监管权力明显受到限制。数据显示,非洲国家极易成为条约内投资者-东道国争端仲裁解决机制下的被诉方(自1993年AMT v. Zaire投资仲裁案以来,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