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诚

《平原上的夏洛克》是由饶晓志监制，徐磊执导，徐朝英、张占义、宿树合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19年11月29日上映。该片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荣获最佳电影文本奖。导演将艺术性、商业性、类型化元素有机结合，呈现出诙谐幽默、怪诞奇异、富有戏剧性的乡村故事，展现出乡土中国的淳朴画卷，刻画出乡村人情里的善与恶。

一、乡土中国画卷里的素人故事

《平原上的夏洛克》讲述的故事改编自徐磊导演老家的真实案件，主线简单，结构清晰。主人公既是银幕上的村民也是真实的村民，在肇事逃逸案件里寻找真凶，历经艰险却功败垂成。一路上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着关于“人情”和“人性”的诸多抉择。开场是主人公超英打算用卖牛钱翻修新房，却也担心从此没了养老钱，子女也不回来住。在超英选择了盖新房，“美好生活”画卷即将徐徐打开时，却不曾想赶来帮忙的兄弟树河在雨天采购途中被车所撞。面对高昂的医药费和“报警就没法享受新农合兜底”的现实，超英依然选择承担费用，决心与另一位兄弟占义一起为树河讨公道、找出肇事者。在千辛万苦找到疑似“真凶”范总时，超英在最后关头坚守了对真相的探求，抵抗住利益的诱惑，选择不利用范总的外遇进行敲诈勒索。

素人出演给这部影片带来原汁原味的乡土气质。不同于科班出身的演员对陌生社会角色的细心拿捏，素人对角色的演绎是近乎粗暴的潜意识流露，没有一招一式里的说学逗唱，却多了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和细节的冲突性展示。98分钟的片长，交织上演了喜剧元素、公路主题与侦探色彩，饱满的人物形象跃然于银幕之上，土生土长的深州汉子们吹拉弹唱、本色出演，浓浓乡村人情里的“土味”被这些素人演绎得活灵活现、恰到好处。

超英的扮演者正是徐磊导演的父亲。和千万父辈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一样，他的选择是留在故土一辈子，当一个普普通通、怡然自乐的农民。远离城市的喧闹，在相对封闭的乡野空间里，父辈们守着广袤平原，种瓜浇田、喝酒划拳成为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农间生活在都市人看来可能是匮乏的，却没有束缚住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死之前盖上新房”成为无数农民的毕生愿景。于是一旦东村头有人置房弄舍，西村头就有人连夜扛着农具、开着农机赶来帮忙。正是在这样的乡土背景下，才烘托出留守者在维护乡村生存体系时略显笨拙的质朴：占义为找到真凶，寻找“神婆”卜卦测算肇事者方位；超英在探寻真凶时被年轻人留下来所感动而购置了他家的机器……

“土”虽“土”，真却真。也正是这种“真”，在超英、占义一路追凶追到城里时，原来奉为圭臬、百试百灵的乡野路子很快就遭到了城市以“秩序”和“规则”为王的话语体系的当头棒喝：没门禁卡进不了小区门就伪装成送外卖的外卖小哥，翻墙逃跑被逼得上顶楼闹到公安局被拘留等，都展现出乡土秩序在城市法则下一次次灰头土脸的碰壁。

二、荒诞乡村喜剧里的幸福追求

佳片如美食，不同的元素杂糅总能带来别样的风味。而电影不同于食物端上饭桌静态所呈现出的色香味，更需要前中后调起承转合的配合。正如好的食材也要用对烹饪手法方能显现出食材的特色，好的剧本几经锤炼准备就绪，而如何适宜地讲述才能引起观众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共鸣则更为重要。在北方汉子的乡土表述里，导演设计了细腻的细节，以更好地把握和处理情节。

最可圈可点的就是对于营造自我“美好生活”和“幸福家园”这一农民心中愿景的刻画。这虽是乡人朴素的想法，却也是该片戏剧冲突的矛盾点所在。电影开篇一头牛被起重机吊下，引出三位农民围坐一起讨论卖牛钱如何处置，继而主人公超英把12头牛卖了得到17万，忧愁着是翻盖房子还是留着养老。很快，画面就出现了农民用棍子扒拉墙脚，墙轰然倒塌，烟尘滚滚里出现片名：《平原上的夏洛克》。在欢快的音乐中，农人们开始喜气洋洋翻盖新房，镜头转到牌匾特写，展示四个大字：“美好生活”。这是它第一次出现。暮色四合、夜色渐浓，帮忙修缮新房的邻里们畅饮畅谈；喂牛吃草、买肉做菜，又是个既普通又充满希望的一天。一切仿佛都是这么稀松平常。而在这个看似平静得几乎没有一丝波澜的画面下，树河在土路上电瓶车旁蹲着呼喊在油菜花地里草帽下解手的占义，草帽动了动，闪出来占义的头，树河说不等他了要去赶集，便骑着车绝尘而去。仿佛一切还是如此平静，然而这却是打破平静的情节转折点。超英站在绘有“幸福家园”蓝图的砖前被急促的手机铃声惊到，急匆匆进入医院，去收费处缴费，去照顾树河的妹妹和侄子，去联系树河的女儿……于是本就因为盖房忙得不可开交的超英真的如名字般“赶英超美”，一边忙着自己“幸福家园”的营造，一边忙着寻找破坏树河“幸福家园”的凶手。在影片末尾，超英询问警官查案查得怎么样，昏暗的镜头又切换回片头出现过但现在已经跌落在尚未完工的毛坯地上的那块“美好生活”牌匾。

愿景里无限的美好画面仿佛还在眼前，而现实是多重打击联袂出席，年过半百的老人已经有些难以承受，不由让观众产生了怀疑：难道“美好生活”在普通人身上难以实现吗？这种生活中模糊而相似的经历让观众有着深切的共鸣，主角的命运在此刻和观者慢慢靠近。

三、东方人情里的善与恶

东方人情里自有变与不变，人民群众的智慧无穷无尽。导演视角下的家乡是写实的，编剧笔下的家乡是具象化的。尽管在场景的处理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画面的冲突感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这种饱满鲜活、流动着的乡村故事才更能贴近农人的真实感受。在电影中，超英和占义不辞辛苦来到树河出事必经之路上的商店要求翻看监控，起初小哥不肯，后来占义托人查到了车牌号。占义灵机一动托人找保险公司查监控中发现的车牌信息。超英和占义翻墙进学校，借买车之名与学校保安斗智斗勇，一个个查看车牌……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东方人情之美。这种人情世故反映的正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人情社会，主角的遭遇何尝不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曾经或多或少有过的遭遇？

在电影铺天盖地的友情渲染下，难免夹杂亲情的些许缺憾，以此烘托出三人坚固的友情。譬如树河侄子付不起医药费却来寻找超英催着交钱，此处展现出血缘关系的“无情”与非血缘关系的“有情”，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钱盖房没钱缴费”经其之口变得有些戏谑且嘲讽，亲情的“凋零”和友情的升华正是当前社会中一个值得深思的宏大命题：个人在血缘里被不断拉扯、纠缠，而在友情的选择里，个体却常常能够得到付出后的回报。尽管其中常常连带着利益，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尊重与认同，但却是一种人性层面的隐喻和折射。

除了友情之外，超英这个主人公形象所包含的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角色定位，从“出村——进城”中浓缩了千百个老乡民和新市民的心理冲突和行为变化。在乡里，为了攒钱给树河治病，超英来到集市卖马，已经“卖”定离手却被旁人告知买家是驴肉馆杀茬，八千五又贴上了两百块钱便不卖了；而到了城里，占义吐痰被执法人员罚款五十，超英替占义交了罚款后占义还恶作剧地又吐了一口。超英交的罚款是农村人进入城市后融入城市的表现，而占义多吐的痰则是农村人对城市规则的一种反抗。与此相似的反抗还有两人想进小区，但因为不是业主不能进，于是去澡堂搓澡，点外卖，借了外卖员的衣服，妄图混进小区，最后却因为被保安围攻困在了小区顶楼上。占义打伤保安被拘留，这为其后缺席但帮超英“出谋划策”埋下伏笔，同时也帮助超英更好地表现了自己的人物形象。这种兄弟义气里看似拙劣的帮助虽然像是帮了倒忙，但也丰富了主角和配角的朴实的农人本色。

四、乡村侦探跌宕起伏的追凶之旅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可否认在每个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是高潮。在探案故事里，最精彩的莫过于抓出凶手后的那个高光时刻。在这场“追凶”之旅即将步入高潮时，导演对人物角色进行了这样的分工安排：于超队长带着树河来找第三块车牌的持有者，查明了当天是车主姜燕爱人范总开的车，而范总说是14号那天和马市长去省里开招标会，根本没去过深北。难道是大企业家范总在说谎吗？范总推脱说自己保险杠坏了是躲避老太太而撞在了路边，还调侃于超说“怎么刑警干起交警的事来了”。范总是有名的企业家，这一点于超心里有数，超英心里更是明白。可以说，这个未解之谜到这真的就戛然而止，追凶追到这里便陷入了僵局，可是超英并没有放弃。

超英找了两个假车牌，进入停车场，进了范总的车，找到了行车记录仪。兴冲冲来到网吧查记录仪，却不曾想没查到当天的行车记录，竟意外发现了范总出轨的照片。意料之外的收获顺理成章地成为电影情理之中的推演，超英拍照发给范总警示，范总问开多少价。千辛万苦找到“凶手”范总，原本故事到这里便接近尾声。不曾想这时树河醒了，一根烟的功夫里只有那句“错不了，是白影”，有力击碎了超英的心，也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

故事又一次陷入僵局，转场过后，占义、超英坐在一起。占义回忆起超英童年扒车偷吃甘蔗挨揍的趣事。这时，范总打来电话说给12万元现金交易，而得知范总并非肇事司机的超英果断拒绝说不要钱了。在一旁的占义说要去解手，却开着车去找范总了。当超英听见“请注意倒车”时立马打电话给范总说让他别等了，并骑着马出去追占义。巧的是占义开的拖拉机上不了坡，于是超英骑着马先到了原先约定的地点，而他不收钱的举动让范总很不安心，于是超英被打以示警告。超英占义两人谁也没拗过谁一起回来了。

故事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种“宿命式”的徒劳无功，但这一路跌跌撞撞才让他们找寻到了“自我”意识与行为的贴合，非典型性侦探故事和没有找到真凶的探案“失败”无意间成就了自我寻找的“成功”。

五、结语

《平原上的夏洛克》用一种轻松朴实的手法，讲述了当代乡土中国里父辈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现实的探寻和观照。影片从“乡土”视角切入，由追凶故事展开，也以此延伸到从农村到城市形形色色的东方人格形象。从观照现实这个意义上看，影片赋予悬疑叙事以新的可能，也使观众产生更为广泛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