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020年是21世纪的第二十个年头，也是全世界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冲击的首个全球防疫年。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nCoV（以下简称新冠病毒），这一命名方式提示出以下饶富意味的事实：人类不仅以“回溯”的方式把握过去，更以这一方式思考当下、筹划未来。但当经验事实的普遍性遭遇集中突发的不确定性时，这一突发因素的全球化背景实际表明在人类生活与疫情之间的较量并非“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逐，而是两种“普遍性”的交锋。疫情席卷全球后，齐泽克、朱迪斯·巴特勒、吉奥吉·阿甘本、阿兰·巴迪欧、大卫·哈维、让－吕克·南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布鲁诺·拉图尔、韩炳哲等理论家先后发表对于疫情的洞见与思考。齐泽克认为，“病毒将彻底瓦解我们的生活基础，它不仅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伤痛，更将带来比大萧条时代更坏的经济震荡。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常态，而我们只能从遭受蹂躏的旧日废墟上复建一个新的日常。”[1]新冠病毒激活并更新了我们的“全球化”观念。它迫使“全球化”从一个经济学或文化学概念转化为每一个体的具身经验。这一具身经验层次的“全球化”以其不可否认的具身性要求个体保持对于他者的充分关注与对话，从而彰显出这一概念完全从感性层次表达人类整体状况的内在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多国的封城管理非但没有隔绝人们之间的沟通，相反，借助于相似的“封闭”体验，人们对于生存与命运的感受从未如此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