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青

我所进的中学不是所谓普通中学，而是叫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师程先生是个红鼻子酸秀才，又脏，站在讲坛上嘟的擤出一大串鼻涕来，没有手帕儿揩，只把分剩的讲义纸搓成团来拭了，污纸就塞在抽屉里。算学是刘校长兼的，把难题都跳过，说是女子又不会做工程师，要懂得高深的数理干么，还是天天听他的训话要紧。

还有一位教党义的赵先生，他在讲坛上简直像专供我们开玩笑似的，说到学问连运河是连贯南北东西的也不晓得，东方大港又弄不清楚，因此我们就叫他不必念建国方略了，还是说出来让我们笑笑，究竟你先生是不是与孙总理的跟班的儿子点过头，还是给什么省党部委员拎过皮包的呢？他只呆笑笑，老着脸皮，一个钟头一块钱还是拿下去了。后来我被学校斥退后有一次在路角碰到他，他昂然坐在包车上，车轮雪亮的，滚着滚着疾转，前面的铃尽管叮当叮当响，他阔了。

民国十八年春天，不知怎的校里竟请来了一位姓徐的先生。这位徐先生年纪才不过二十七八岁，瘦削的脸，皮肤呈淡黄色，鼻上架着白金丝边眼镜。他的说话声音不高，可是举止很安详，使人见了肃然起敬。他教的课程是历史，可是他说古代的事少知道些也罢，只把从前社会的大概情形弄明白了，随后便一本正经地教起我们近百年史来。一个个昏庸无识的人物、一桩桩令人发指的事件、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他都解释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