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吉社

特朗普执政后调整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框架，用战略竞争取代对华接触与中美合作。美国宣称作出这种调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没有朝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从2017年到2019年，经贸争端及其解决之道是双边关系的核心问题，意识形态因素并不突出。

2020年5月以来，这种情况开始出现显著变化。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其外交安全团队发表系列演讲，采取系列政策，激烈攻击并定向瞄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试图将中美战略竞争塑造为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这是无须质疑、不用回避的客观现实，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内容需要回归历史背景。鸦片战争让中国先后丧失了器物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信心，此后的180年是中国通过各种尝试与探索寻回器物和精神自信的历程，包括向日本、欧洲、苏联和美国学习。这些探索让中国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找回了器物层面的自信。

对中国而言，过去二十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一个西方话语和制度去魅的过程。一些国家以种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对其他国家发起侵略战争、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国内政治和社会治理失能和失灵，其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并不值得中国学习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