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敏 杨 宇 何军东 王秀敏 孙若愚

（1.邢台学院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河北邢台 054001；2.邢台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3.邢台学院会计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4.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 110861）

1 养殖户抗生素使用行为政府规制效果理论分析

多年来，我国禽畜养殖量一直位于世界各国前列，禽畜养殖业的发展非常依赖抗生素的使用，2013年全国兽用抗生素使用量已达到84.24万t[1]。兽用抗生素在提高养殖户收入、保障畜禽品供给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对动物长期广泛使用抗生素，会导致动物体内高耐药性细菌病原体暴发性增长，对绝大多数市场上销售的抗生素具有抗性，对人类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抑制动物源细菌耐药率的增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日趋严厉的管控措施，管控焦点直指养殖户对兽用抗生素的使用。2006年，欧盟发布“禁抗令”，在养殖中全面禁用以促进生长为目的使用兽用抗生素。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限抗令”，禁止部分具有重大医学价值类别的抗生素用于动物促生长，并且要求所有具有重大医学价值类别的抗生素经过兽医许可才可添加到畜禽饲料或水中用于预防疾病[2]。2015以来，我国共禁止7种抗生素在养殖中使用。2017年6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7-2020年）》，要求加快识别存在风险的抗生素品种，使其退出市场[3]。

虽然政府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制行为来扭转兽用抗生素滥用局面，但这项工作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