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恩

（上海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44）

在哲学领域，有一种研究早就在深处进行，断断续续，若隐若现，直到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创构时代来临才日益凸显，这就是规定问题的研究。

规定问题领域的系统研究，隐含于黑格尔（G.W.F.Hegel）逻辑学中的思维规定。而规定问题的当代研究则在弗雷格（Gottlob Frege）那里启动，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 stein）那里发生重要转折，在克里普克（Saui Kripke）那里展开，在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信息文明时代空前凸显。面对以大自然为标志的既存世界，人类认识的任务首先是描述，而描述以规定为前提，但由于“规定”和“规定性”的粘连，在对既存对象的描述中，规定处于被遮蔽状态。作为无中生有的信息创造，信息文明时代创构的发展，使一个事实空前凸显：人类认识的任务首先是作为前提性预设的规定。在这种发展形势下，关于规定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当代进展的把握，就显得既重要，又迫切。

一、规定问题研究的当代缘起

关于规定的深入研究，事实上始自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之所以以法哲学结束其哲学，除了个人旨趣，也与当时规定的发展有关。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是纯粹的思维规定的体系”[1]。正是在“思想规定”中，我们看到了以“纯粹思想”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的真实形态，那就是“思想的逻辑”。正是在思想的逻辑——以“纯粹思想”为研究对象的逻辑中，隐含着思维规定的全部玄机。十分耐人寻味的是，黑格尔的思维规定研究不仅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而且与当代规定问题的研究没有明显思想渊源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