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龙

丞相的出现为先秦时代中央官制体系的一大变化。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①又《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②，则可知秦设丞相实为中国古代相制之始，从其“助理万机”的职能描述来看，丞相权势之重、地位之盛殊非寻常官吏可及。历数战国秦相如魏冉、范雎、吕不韦等，皆权倾一时，位极人臣，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丞相作为群臣之首，拥有万人之上的尊宠地位。可以说，丞相一职的出现，符合当时秦国加强集权的现实需求，完善了秦国的官制体系架构，是战国时代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秦国终结世官世禄制度，乃至于统一六国后建构帝国官僚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相权过重，在渐成主流的君主集权这一权力分配模式下，极易与君权产生矛盾。这一点在秦王嬴政与吕不韦之间表现得至为明显，不考虑此中错综复杂的恩怨因果，这可以视为后世君相之争的初始形态。赢、吕二人之争卒以嬴政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后嬴政统一宇内，称始皇帝，君临天下，君相之争暂时被隐藏在皇权极盛的光芒之下。秦汉之际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内朝与外朝政治格局的发展及演变。据《国语·鲁语下》，“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家事于内朝”③，于此可知，内外朝之设当为先秦时期已有之事，不过彼时内外朝的首要意义在于体现家国天下的宗法血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