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林

母亲文化建构①是家庭发展任务完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终点，其建构过程是人力资源培育和社会价值孕育过程。杰里米·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强调：人类最重要的特质是感受快乐（即善，应被追求并达到最大化） 与痛苦（恶，应被减少至最小化） 的能力，立法的过程应该且必须配合“善”的实现。法的效用应当是创造某些善、满足、幸福或利益，同时又能避免或减少痛苦、灾祸或损害。影响母亲文化建构效用的四个重要变量——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与新中国法治体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70年来呈显“V”型曲线变化。

一、自由水平影响母亲文化建构成果和善

70 多年来，中国母亲的自由指数不断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立法之中的“善”：旨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富裕和安全，力争减少不平等的立法。其自由水平与母亲文化建构绩效呈正相关，我们具体可从婚姻自由、生育自由、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四个维度来予以考量。

（一） 婚姻自由提升家庭幸福指数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变革，更是中国社会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婚姻法》强调中国公民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及其相关的权利、义务成为明确规定。中国女性自此远离买卖婚姻、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制的侵权，大幅提升了女性的生活满意度，使得母亲文化建构具有了良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