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佐

［内容提要］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呈现出四重争论并各自存在局限，而《宋朝诸臣奏议》这一文本有助于该研究回归历史与观念语境；从此文本可以看出，当时双方争论的深层次问题是“治国之体要”，亦即关于北宋王朝治理体系的政治等级体结构、各层级的行动纲要、核心机制等主要问题的认知差异。在“体要”之争的视角中，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坚持君主与百官在政治等级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断强化各层级的行动纲要；而王安石变法则以“庶政”为中心，将基层社会纳入王朝治理体系的政治等级体结构中，进而改变各层级的行动纲要。“治国之体要”的问题，凸显出双方多重争论的根源是对北宋王朝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不同构想；“体要”之争的研究视角，则有助于我们系统梳理和分析诸项新法政策在北宋王朝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意图与整体意义。

一、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四重争论及其限度

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争论与冲突是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经典课题，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维度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分析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视角。

第一类研究关注财政政策和经济思想维度的争论，这一争论发端于变法初期反变法派对新法具体政策的攻击和变法派的反驳。双方最初聚焦于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损害了民众利益，是否正当地扩大了财政收入等具体问题，①之后这些异见被凝练为“开源”和“节流”两种理财之道的分歧，并进一步延伸出经济思想维度的“义利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