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欣，王凤华

（齐齐哈尔大学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1 材质与工艺的融合创造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编撰的《考工记中》记载铜与锡有六种配比方式，不同配比方式可以制作出多种器物。这是中国最早关于铜镜材质的记录。因为镜面需要光可鉴人，一般经过打磨后方见成效，所以会加入大量的锡。由于金代铜的稀缺，国家便颁布“禁铜令”，这也是金代铜镜材质的合金配比为什么沿用宋代少锡多铅的原因。少锡多铅的配比会使镜体变薄，铜质变软。由于铅含量大的合金体在冷却时体积收缩较大，不便进行复杂的雕刻，宋金时期利用这一特点，创造出“雕工镜”，金代正是延续了这种技法。比如寓意吉祥的双鱼镜，灵动活泼，这是之前锡含量高的铜镜不能使用的技法。双鱼镜如图1所示。

图1 双鱼镜

铜镜的材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个象征作用，质地的好坏反映出时代所处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也会出现不同阶级使用的铜镜。铜镜材质的变化，也是社会、工艺、风尚的变化。金代铜镜的材质受到战乱、禁铜政策、合金配比的影响，形成金代自己的特色符号。

2 形制上的实用功能

金代铜镜的形制多样，除继承前朝的主流形制圆形、菱形、葵形等形制外又以带柄镜和附耳镜最为流行。二者也最能代表金代铜镜的形制特点。

带柄镜最开始出现在唐代，到了宋代逐步发展，直至金代广为流行，是金代变化最大的铜镜之一。带柄镜中有圆形带柄、菱形带柄、桃形带柄和葵花形带柄。铜镜的柄也有多种造型改变，如扁柄、圆柄、花瓶形柄等有特色的柄部设计，甚至阳燧镜也出现了带柄情况，以方便使用。如图2所示，金代花瓶柄阳燧铜镜，圆形，镜柄采用罕见的花瓶形。瓶口雕刻一朵花，瓶身细长，凹凸设计增大摩擦。镜面呈凹形，平滑光亮，可对太阳聚焦引火，是金代铜镜中实用性能的典范。

图2 花瓶柄阳燧铜镜

图3 八乳荷花附耳镜

由于经年战乱，人们更加注重铜镜的实用性能，除了可持铜镜外，又将附耳镜推上潮流，一般的附耳镜镜背中央并没有镜钮，而是在铜镜边缘铸带孔附耳，以便悬挂。如图3所示，八乳荷花附耳镜，圆形无钮附耳，外区环列八乳，内区荷花荷叶装饰。

金代铜镜在形制上的继承与创新是历史的必然与发展的趋势，带柄镜与附耳镜的多种造型的体现正是金代的审美潮流，展现出金代匠人在铜镜的形制上的实用性、创新性与艺术美。

3 纹饰题材的写实描绘

金代铜镜纹饰题材丰富，许多题材取材于中原流行的图案纹样，不少是我国民族工艺的传统内容，但在表现手法上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体现出朴秀兼全的民族特点[1]。金代铜镜纹饰主题可分为双鱼、龙纹、童子、人物、花草、铭文等几类。其中最突出是双鱼纹与童子纹，鱼纹的广泛应用与女真人渔猎生活有关[2]。童子纹是传统生活的象征，寓意多子多福。如图4，大定五子镜，圆形圆钮，外区环列五枚“大定通宝”钱币，五童子手举花并轻扶钱币，边缘处又有五枚钱币，似五童子各自背一枚。纹饰的灵感多来源于女真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信仰自然的行为，使人们创造出属于金代风格的艺术美感。

金代另一种主流纹饰是人物故事镜，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将金代的社会风尚记录其中，摆脱了之前用传统神话故事为主题的局限，在人物、事物的刻画上都忠于自然、写实。如图5，龟鹤齐寿纹铜镜，圆形圆钮。内外区合并展现出一幅仙人、龟、鹤一齐拜寿的场面，云纹草纹点缀写实自然。在其他铜镜中作为装饰花纹的莲花、荷花等图案更是以国画的形式表现，是金代的创新之处，是金代匠人杰出的艺术作品的代表。

图4 大定五子镜

图5 龟鹤齐寿纹铜镜

影响金代铜镜纹饰风格的因素还有官府实行的禁铜政策，直接催生了民间私铸镜的风潮。官府为了杜绝此类现象，便在铜镜上刻款押记，以证官铸。所铸文字一般为篆、隶、楷、行书等字体，也有铸成铜镜后用利刃刻上文字，如图5的龟鹤齐寿纹铜镜，边缘刻有“金成记”字样。长此以往，官府刻款便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有的还成为图案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金代后期，由于战乱造成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崩盘，此种刻款制度也随之废除，所以金代后期基本没有经过官府检验的铜镜出现了。至此，铜镜上存在的刻款押记，成为了金代铜镜的特征之一。

金代铜镜的纹饰造型体现了金代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向世人展示了金代匠人设计造物的形式美内涵[2]。对铜镜的纹饰设计与铭文篆刻都包含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寄托。

4 结语

铜镜所代表的含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用具，经过时间的沉淀铜镜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品。背面的纹饰图案反映着生活与习俗时代特征。人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审美观点也就不同，这种观点便体现在铜镜艺术上。金代铜镜的艺术特征是时代赋予的，无论在形制、材质还是纹饰上，都是一定程度的表达。继承主流思想，融入新思想、新文化、新民族特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