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栋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杭州310058）

一、引 言

饶宗颐先生曾言：“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1］3饶先生将碑志列入第五大新史料，说明石刻碑志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开创金石学以来，历代学者利用金石文献证经补史，形成了重要的学术传统。

佛教石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摩崖、碑碣、墓志、塔铭、造像记、经幢、石柱、石经等不同形式。其中，记载释氏生平行履、镌刻于贞石之上的塔铭、碑碣、墓志铭，由于未经后世史家的过滤、选择、变造与修改，是研究僧尼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故自清末以来，即有中、日学者利用释氏塔铭碑志研究中国佛教史。前贤世彦或以贞石证史，或以贞石补史，甚或以贞石写史，大大推动了中国佛教的研究。然而，记载高僧生平的石刻文献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并非一静态不变的文本，在文献的形成制作过程中曾产生过诸多变化，形成不同形式的“版本”。这些不同版本存在着诸多差异，吾人若欲借石刻以研究历史，首先必须处理石刻文献本身的“历史性”问题。换言之，在利用石刻作为史料之前，必须理解石刻史料本身的形成、版本诸问题。

塔铭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行状到塔铭稿本，由稿本修改为定本，然后上石，形成原石文本，原石文本又借由捶拓而最终形成拓本，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塔铭稿本、定本、原石与拓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