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伟，陈昕蕾，张丽艳，金梦迪，余得光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北京100024；2.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北京100024；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MTA/MBA教育中心，北京100024）

0 引 言

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是新时代民族地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三农”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并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对乡村振兴做出重要战略部署和顶层规划安排。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思路。我国民族村寨大多地处集中性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广度和深度极大。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民族村寨扶贫脱贫和“三农”工作取得了诸多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缓慢，贫困问题仍较为严重［1］。在此背景下，诸多民族村寨开始探索新路径，试图借助丰富的旅游资源实现特色产业扶贫。但在实际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并没有从旅游发展中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利益分配［2-3］。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改变村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弱势处境，使其真正参与旅游发展和利益分配，从而实现精准扶贫，助推乡村振兴。

增权（empowerment）是现代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指借助外部力量增强弱势群体对自我权益的认识及维护，以达到减少或消除无权感、获取权益、改变社会生活困境的过程［4］。在旅游领域，增权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而且有助于形成新的权益均衡关系，最大限度满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确保最终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5-7］。20 世纪 90年代，AKAMAL［8］将增权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并对旅游社区增权的重要性展开了深入探讨。而后，SOFIELD［9］对旅游增权概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并运用权力交换关系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新问题、新现象频现，学者们围绕旅游增权现存问题［10-11］、旅 游 增 权 影 响 因 素［12］、旅 游 社 区 增 权 路径［13-14］、社区居民权力感知［15-17］、旅游增权效应及改善［18-22］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如此，基于居民感知视角的民族村寨社区增权问题尚未引起普遍关注，同时基于区域发展（乡村振兴）视角的社区旅游增权路径也有待进一步明晰。

本文基于增权理论，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羌寨为例，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感知进行调查分析，探究以旅游为核心的特色产业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区增权路径。希望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增权和旅游扶贫的理论研究，并为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增权与旅游增权

增权理论是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由权力（power）、无 权（powerless）、去 权（disempowerment）、增 权（empowerment）等概念组成。其中，增权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23］。ZIMMERMAN［4］将增权定义为“人们在不受任何行为限制的情况下，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进而提高其个人能力的过程”。而RAPPAPORT［24］则认为增权是一种机制，能使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个人、组织、社区等不同层面影响周围环境。与之相对的无权则是一种“去权”状态，是指某个社会群体获得资源能力的缺失，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被）剥夺［25］。

增权理论在旅游学中的应用，以社区参与理论为切入口［26］。COLE［7］提出，增权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即赋予居民参与决策、实施行动及建言献策等权限。而MURPHY［27］则表示，为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的规划与发展必须以社区的参与为基础。因此，旅游增权是目的地社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18］。随着社区增权理论的流行，学者们认识到社区参与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制权的获得［6］。也有学者提出要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强化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从经济、心理、社会、政治4个维度对 社 区 进 行 增 权［25，28-29］。 SCHEYVENS［29］提 出 经济增权可以切实增加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发展获得的经济收益；社会增权强调受权主体及其所在组织与社区内部实现共生共荣，通过社区旅游协调发展，从而使社区凝聚力得以强化的一种过程状态；政治增权是居民通过各种渠道以及各项机制表达个人利益诉求，并赋予社区居民参与平等决策权利的一种过程状态；心理增权强调通过社区旅游发展使居民意识到民族文化价值并增强民族自豪感的状态。

在我国，旅游增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旅游增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增权模型、增权指标体系、增权测量以及社区增权路径上。例如，刘静艳等［30］提出的社区增权、居民公平感知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支持关系的概念模型，李瑞等［31］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模型等。王亚娟［32］认为，由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的制度性缺权是阻碍旅游地社区通过参与旅游获得公平发展的主要障碍，按照增权是否为正式制度，是否为直接增权，可将其划分为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进而深入探索制度性增权途径的可行性。CHEN等［33］则通过对朗德苗寨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以社区组织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精英引导和政府有限干预的增权路径。王维艳［34］则运用定性研究，比较了立法增权和依法增权，并证明此2种路径是并行不悖的。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案例研究，从个人、组织、社区、制度4个层面提出旅游增权的优化路径［35］。

1.2 民族社区旅游

20世纪60年代，民族社区旅游开始走进学者视野［36］，但最初其常与文化遗产旅游联系在一起［37］。随着西方白人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大众旅游的兴起，民族社区旅游的基本形式才得以确定［38］。民族社区由少数民族成员构成，以“异族情调”或“异族文化”为核心吸引物［39］，旅游者将他们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特定聚落作为旅游目的地，前往开展旅游活动。对民族社区旅游的研究主要以旅游的效用、影响、发展模式及可持续发展路径［40-41］为主线。尤其在探索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学者将社区参与和增权理论引入民族社区旅游研究。由于居民是民族社区旅游的主体，因此参与旅游管理、社区事务是必然趋势［42］。尽管广泛的教育和宣传能促进社区对旅游业的了解，有助于保障社区利益［43］，但在实际规划过程中，很少将居民利益放在首位，其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常常被忽略［44］。为此，要使民族地区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民族社区居民的增权问题［45］。由社区旅游发展的成功模式知，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组织是居民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可为社区增权提供有效保障，充分发挥社区精英的引领作用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29］。

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其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1］，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费广玉等［46］发现，社区增权中旅游目的地的空间不平衡是社区参与旅游机会差异的表征，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具有一定规律性，与旅游获益情况有重要关系。旅游增权各组成要素相互影响，互为一体。李瑞等［31］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作为案例地，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出发，发现社区居民的权能感知对其旅游满意度和支持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对民族村寨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张洪昌等［47］指出，当前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演进的主要趋势是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化。彭晓烈等［48］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了研究，提出村寨建筑文化创新与传承的主要策略包括挖掘村寨文化差异性、增强村寨风貌协调性、选择乡土材料及本地适宜性建造技术等。由于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普遍处于无权状态，社区参与大多是一种单向的被动参与过程，处于被决定、被包装、被表达、被展示的状态，只有进一步增强村寨居民社区权能，才能真正凸显村寨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有效地位［16］。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运用社区旅游增权理论，采用经济、社会、心理、文化4个维度研究民族村寨的发展现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选择四川省石椅羌寨作为案例地。石椅羌寨，又名石椅村（羌语称“拿巴日格”），位于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紧邻“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截至2017年年底，全村共有104户，348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世居。其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入选国家民委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村寨平均海拔约1.2 km，属山地喀斯特地貌，自然环境优美，拥有大片果园和茶园，是四川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水果种植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李子、枇杷、猕猴桃等水果远近闻名，被誉为“水果之村”。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当地借助灾后恢复重建契机，发展民俗文化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2009年，村寨以住房、果园、现金作为资本入股，联合组建旅游开发公司，实行股份合作经营，开发特色民俗乡村旅游项目。与此同时，先后成立了水果专业合作社和旅游合作社，推动村寨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以特色产业扶贫助推乡村振兴之路。据统计，高峰时全村有近一半的农户开办了农家乐，从事旅游接待经营工作。现今，石椅羌寨已形成以特色农产品和羌族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产业致富道路，先后被评为“‘美丽中国’十佳旅游镇（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据统计，2017年全年累计接待游客约16万人次，旅游收入约1100万元。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2017年8月，课题组深入石椅羌寨进行实地调研，并完成相关数据的收集。首先，在不透露研究者身份的情况下观察村寨的旅游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情景，并以旅游者的身份参与观光游览、旅游消费等活动，以获得较为真实的“在场”（in site）数据。同时，采用个体深度访谈以及小组焦点访谈的方式，围绕社区增权所涉及的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维度对当地21位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表1是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受访者涉及普通居民、村委会工作人员、旅游合作社管理者、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等21位不同职业的羌寨居民。年龄分布为24～82岁，以40～65岁的羌寨世居村民为主。访谈中，鼓励受访者对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感知及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客观性描述，以求从受访者角度真实了解社区旅游增权的现状。同时，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访谈地点以社区居民的休闲活动区、受访者家中、日常工作或乡村旅游经营场所等居民较为熟悉、轻松的环境为主。

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调研过程对所有的访谈进行了录音。课题组在学习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对所有的访谈进行了文字转录，逐字逐句地呈现访谈内容。研究采用深描诠释（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识别受访者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并反复回归原始情景，力图真实还原、剖析审视所获研究材料背后的“含义”。在呈现研究结果时，引用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内容。引用之处注明了编号，如“A01-M”表示该引用来自编号为A01的受访者，性别是男性（M表示男性，F则表示女性）。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Table 1 The sampl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3 结果分析

3.1 社区居民增权感知

3.1.1 经济增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良策

首先，乡村旅游拓宽了居民增收途径。调查显示，自石椅羌寨发展旅游业以来，村民通过经营农家乐、种植特色农产品、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等形式参与其中。同时，为实现农产品、旅游业的正规化经营，村民骨干自发成立了水果合作社、旅游合作社等组织，并自筹资金用于村寨形象宣传和旅游推广。如“乡村旅游（正面）影响大。比如我们的所有产业都要围绕乡村旅游来，种植业、养殖业、小菜之类的。开始没有开农家乐的时候，枇杷只卖3元一斤，现在15～20元一斤，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家里的菜在星期日就全部拿出来卖了。而且他们现在开农家乐的收入高。比如李子卖完了，他们就从另外一个基地买回来卖。买来5元，卖出8～10元，一天卖几十斤、上百斤”（O15-M）、“如果没有旅游业，他们只有出去打工，水果出了，贩子就会来收，2～3元一斤，现在在山上（卖）就不是问题”（B02-M）。可见，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居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脱贫致富。

其次，乡村旅游增加了就业机会。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石椅羌寨的年轻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在家“留守”。自从开发旅游以来，年轻人逐渐“回乡返流”。多数受访者表示正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且部分人表示自己正在经营农家乐且收入可观。“（问：你们都在搞旅游业吗？）几乎都是……由于游客多，我们要卖水果，不出去打工……旺季的时候，请了好几个人”“后来我们就把房子拼凑在一起去注册这个公司。并邀请搞羌文化的老师来培训舞蹈，讲解羌文化，我带了几个人去听。请了服务员，敬客人酒，那几天生意特别好，赚了几百万”（A01-M）。可以看出，发展乡村旅游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再次，“以点带面”使周边地区也享受到了旅游红利。村委会主任（A01-M）提及“我们这里如果农产品不够，周边的地区可以提供，所以我们这边的旅游带动了周边的经济……我们的投资少，一年土地200元/亩……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减少，我们投产三四年以后，他们就没有种粮食了……收入比种粮食划算。”总之，石椅羌寨的旅游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明显，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3.1.2 社会增权是村寨和谐的助推器

首先，旅游发展促进家庭和谐。受访者大多认为，旅游业的良性发展调动了整个村寨每个家庭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通过积极主动增加配套服务设施，健全基础设施，以家庭小组织为单位，整个社区的整合度大大提高，促进了家庭生活的和谐幸福。旅游合作社负责人（B02-M）提到：“我已经没有开货车了，这几年不好做，搞旅游比这个好，不用去外面打工，坐在家里就能赚钱。如果出去打工，家里的土地就荒废了，果树要施肥，生意不好可以养神，最主要的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家庭是社区的细胞，家庭和谐使居民的幸福感显著提升。

其次，旅游发展改变了妇老群体的地位。过去羌寨传统女性被视为弱势群体，如今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们可以通过演出、服务等形式实现就近就业，兼顾家庭与事业。“嗯，是的，唱还是会唱的……七夕节请我们去跳舞参加比赛什么的。出去也有几十块钱的，见一下世面，女人家带着孩子不能出去工作”（T20-M）。与此同时，老年人不再受限于传统观念，心态趋于年轻化，既扩大了休闲半径，又丰富了老年生活。有的老年人甚至通过摆摊售卖小商品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思想观念转变了，现在老年人可以到处散步了，好耍”（S19-F）。

再次，旅游发展增强了村寨凝聚力。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羌寨人共同遵守潜在的“村规民约”，几乎不存在恶性抢客事件。得益于环境建设和用心维护，村寨的生活环境也大有改善，生活满意度较高。一位受访者（F06-F）提及“我们这个寨子就是一个大的农家乐”，因经济利益导致的恶性竞争、相互妒忌现象鲜有发生。“我们这里的（人）还是很自觉的。都是看客人自愿选择，我们这里比较和睦。”（C03-M）。“（问：你们搞旅游业有矛盾吗？）没有，相互竞争都没有，自己都知道这些，高档卫生的更受欢迎”（K11-F）、“游客的车在路上，不能硬拉，要游客自己停下。生意不能抢，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会经常开会强调”（A01-M）。即使是外来经营者，村民也不排外。“我们这里也有两家外来的，不过我们一视同仁”，村支部书记如是说。

3.1.3 心理增权是提升居民素质的良方

一方面，旅游发展增强了文化自豪感。石椅羌寨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得到游客认可，旅游业不断发展并成为村寨的支柱产业，村民在与游客的互动中，开拓了眼界，提高了对生活的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往往来自于举办大型节日活动，也表现在外来游客对石椅羌寨文化和环境的欣赏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在大型节日里，一起参加羌族演出的时候就有自豪感。现在的话，石椅羌寨在北川排在前几位，还是有自豪感的”（C03-M）、“所以环境好，还是文明村，自豪，我们这边亮堂堂的，对面山黑黝黝的”（L12-F）、“旅游业好了，环境也好了，比较自豪”（J10-F）。可见，村寨居民对羌寨的旅游发展较为认可。

另一方面，旅游发展提高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可预见的旅游价值，以及日益增强的自信心促使村寨居民主动谋发展，进一步接受教育和培训，最终通过自我发展提高能力。有居民表示，“老百姓的思想（方面），不会停留在原地，都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一个文盲。比如出去都不用带钱，出去打不到的士，要下载一个软件滴滴打车，再用微信支付。所以老百姓的思维和素质也不一样了。包括精神面貌”（O15-M）。并且他们会不断树立新的生活目标，“比如开农家乐赚钱以后，哪家买新家具了，哪家开小车了，自己就会想追上别人，所以就会想努力赚钱”（E05-F）。为增强村寨居民的自我效能感和权力感，村寨会定期组织开会、学习等活动，将先进的理念和思想渗透到每个家庭和个人。“每年都会出去，在农家乐淡季的时候，参加学习，去搞农家乐的地方，大家凑钱请某个人出去体验。重庆武隆、宜宾那边都去过，川内有名气的都去了”（C03-M）。通过学习交流，居民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

3.1.4 政治增权是居民权益的保护伞

一方面，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及委员等基层干部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有利于村委会在工作中维护居民利益。村支部书记如是说：“现在选村干部还是选举，要肯做才行，我也是第二届了，执行的时候还是要得到认可”。社区通过居民代表会议等形式，进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有居民提到，“老百姓要出点子的话，要有监督，要不然钱都进私人腰包了。”可见，居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

另一方面，旅游公司、合作社等旅游组织有效发挥了宣传、规范经营秩序等作用，从而使得羌寨旅游经营有序、良好，实现可持续发展。“（石椅羌寨文化旅游公司）对这个地方的品牌打造、知名度提升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利用羌族文化做这个，也受到政府重视，社会效益比较大。而且它的宣传力度也可以，在百度上搜得到，对当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也有居民提到，“合作社的功能是规范农家乐，清洁卫生、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也有人对维护市场秩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合作社，虽然没怎么赢利，不过统一标准、统一定价，不宰客、不喊客，还是可以的。”可以看出，旅游组织对羌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2 居民去权感知及其根源

3.2.1 旅游发展出现瓶颈，经济增权后劲不足

一方面，由于当地基层组织管理存在问题，导致内部矛盾重重。有居民曾提及，“我们这两年领导班子不团结，发展停滞不前。”合作社管理上也困难重重，负责人表示“旅游合作社搞旅游，去年国家拨款5万元，连5万也受人觊觎，我也被威胁交出钱，所以我不想管这些事了。”另一方面，由于交通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以特色农业为主的乡村旅游模式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有的居民抱怨说“对的，卖枇杷累得很，如果车没有来，我们就不能摘，今年雨水大，烂了落了很多，卖不掉”（H08-F）。此外，在宣传方面也存在不足，甚至时有发生游客“到此而不游”的现象。“游客知道这个地方的就会来，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就不会来。”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区精英在思想上、能力上存在不足，作为“头雁”，在旅游发展理念、基层团队管理等方面没有起到“领导”作用。二是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当地居民只能靠“等车进来”售卖自己的产品，导致经济收入大打折扣。三是由于旅游发展缺乏创新，市场发展空间有限，客流量逐年减少。

3.2.2 受益机制尚需完善，社会去权不容忽视

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大部分利益流向了地方精英、外来开发商、政府机构。事实上只有少数具有一定经营资本的个人或家庭能够从旅游中获得直接经济收益。在采访中2位居民（F06-F、G07-F）指出，通过旅游业致富的家庭只占整个村寨从事旅游行业人员的少数，“我们的大农家乐都卖给了大老板了”（G07-F）。另一方面，个体经营户的意识还停留在“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独立经营思维模式，缺乏合作共赢的理念，这一点也在访谈中得到了体现“村民都是自己做自己的”（E05-F）。

究其原因，在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中，居民本应是旅游参与的主体，共享旅游发展收益。但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使得利益监管处于“真空”状态，从而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居民利益被严重剥夺，处于弱势地位。

3.2.3 教育赋能有待提高，心理增权尚存死角

受访者表示，由于可支配资源较少、能力缺乏，从而对目前生活状态和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缺乏信心。有居民（F06-F）称，“单独做农家乐就很累。有一些客人早上要起来散步，7点钟就要把早饭准备好，我们5、6点就得起来，等到吃完，我们就要搞好清洁卫生，好不容易坐下来，转眼就到中午了。两个人也是这样做，十个人也是这样，就很累，很辛苦。”也有居民表示，“小的农家乐没人知道，都是做一天是一天，坐在家里等。”旅游合作社负责人（B02-M）称，“他们只关心客人多不多，但最应该关心以什么方式留住游客。”可见，居民缺乏先进的乡村旅游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丧失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主动权，导致自信心严重缺乏。

究其原因，多数居民缺少资本与技能，且自身素质跟不上旅游发展的需求，尤其缺乏先进的经营理念、科学的经营方法与有效的管理体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获取少量既得收益，故难以突破“大鱼吃小鱼”的困境，进而出现心理去权现象。

3.2.4 制度赋能存在漏洞，政治去权需加关注

一方面，部分受访者深感自己的政治权能被边缘化和削弱，心理上出现对旅游发展的无力感。旅游合作社负责人（B02-M）提到，“首先从领导人这个难处来说，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政策太多了，我又不懂政策，打电话也不通知我，我就是架空的。”最终导致合作社在居民心目中成了名副其实的“空架子”。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回声”太慢，甚至“失声”。村委会主任（A01-M）提及“我们也想，只是政府不准我们在路边放标识，他们要做一个规范的，而政府今年推到明年，明年推到后年，迟迟批不下来。”此外，有村民（K11-F）想参与旅游发展的建议与决策，却没有“发声”的平台。“（问：如果你们有想法说给领导听，领导会不会听？）听还是听，不过依照书记的想法”（P16-F）。也有人说，“不晓得，他们没说，这些是当官的事，我们只管怎么赚钱，怎么过日子。”除了居民的利益和需求无处表达外，还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有居民提到“关于石椅羌寨申报特色小镇的通知等，村寨居民还是从‘领导’在自己农家乐吃饭席间的话语中才知晓”。

究其原因，在法律层面尚无相关制度明确合作社的合法地位，导致其在维护居民利益时处于“失灵”状态。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传播者和地方利益的协调者，尚未根据居民需求及其政治责任完善政务公开机制、搭建社区参与决策平台，从而导致居民不了解国家政策、缺乏相关法律意识。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总体而言，石椅羌寨的居民在经济、社会、心理、政治4个维度具有不同的权能感知。其中，经济权能被视为最核心的维度，居民对通过发展民族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心较足。社会权能的感受次之，对于旅游在促进家庭和谐、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的作用，居民持肯定观点。心理权能效应也较为明显，随着外界对羌族文化的重视和对其价值的肯定，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得以提升，并愿意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提升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权能方面，大多数居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状态，甚至对政治权益表现出了强烈的无力感。

从旅游增权及旅游去权2个层面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旅游增权方面：（1）经济增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良策。乡村旅游拓宽了居民增收途径，增加了就业机会，并使周边地区享受到了旅游红利。（2）社会增权是村寨和谐的助推器。旅游发展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有助于改变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地位，增强村寨的凝聚力。（3）心理增权是提升居民素质的良方。旅游发展增强了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4）政治增权是居民权益的“保护伞”。基层干部通过民主选举维护居民利益，此外，旅游组织对羌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旅游去权方面：（1）受制于基层团队管理能力、交通配套设施及发展理念，乡村旅游发展出现瓶颈，经济增权后劲不足。（2）乡村旅游受益机制亟待完善，目前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而言，其利益被严重剥夺，导致出现社会去权现象。（3）多数乡村居民缺少资本或技能，自身条件跟不上乡村旅游发展市场化的需求，自信心不足，从而出现心理去权现象。（4）制度赋能的漏洞导致居民的利益和需求无处表达，此外，还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政治去权现象明显。

4.2 管理建议

4.2.1 创新发展理念，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总要求，乡村旅游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内驱力，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具有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带动优势及政策优势［49］。因此，要从石椅羌寨实际和旅游市场需求出发，树立新发展理念，通过“旅游+”和“+旅游”模式，实现旅游资源的多元化利用，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全面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从而从根本上提升羌寨的经济“造血”能力。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首要因素，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也不同程度制约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升［50］。为提升旅游竞争力，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努力：（1）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严重制约石椅羌寨的客流量，政府需加强社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为通信、邮电、环境、水处理提供资金保障，提供社区优良的居住环境。例如“引水下山”。（2）发展旅游电子商务，线上线下配合，协同发展，打造更现代化的服务环境。（3）鼓励有资本有想法的居民创新经营模式，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同时鼓励外来资本在适度范围内进行投资开发。（4）创新旅游参与方式，例如打造老年人的生活场景展示等，尽管老年人劳动能力较低，但是这一群体所传递的独特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作为民族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4.2.2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应惠及村寨所有居民，既能保障居民利益又可实现有效的社区参与，进而促进村寨旅游经济发展。一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村寨社区土地、旅游资源、设施、资本、技术、文化禀赋等量化为股份，在明晰上述要素产权及其科学公正的资产评估后，政府及其主管企业、组织协会、村寨居民合作入股参与旅游开发，按股分配收益［51］。另一方面，政府及旅游公司在旅游收益中提取部分资金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与景观整治，促进村寨公益事业发展，实现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对等，使旅游收益在各利益主体间得到有效分配［32］。此外，进一步梳理当地传统节庆和特色民俗，以“羌年”为载体，深入挖掘特色民族文化。因地制宜发展当地手工业，并进一步将其开发成特色旅游产品。政府应激发居民的自主创业意识，培养居民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水平，从而使居民主动参与旅游经营，提高收入水平。

4.2.3 强化社区教育增能，提高居民能力水平

教育的批判性赋权，能够提高居民发现“内在权力”的能力［52］。羌寨居民整体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高，居民的权力意识和权能感知也存在差异。因此，基层政府可采用宣传、激励等方式鼓励石椅羌寨居民积极参加与旅游相关的教育与培训，依据年龄、性别、学历对居民进行分类培训。一方面，基于旅游接待和经营管理需要，进行经营理念、旅游接待礼仪、服务技巧等专题培训，提高居民的旅游经营管理综合能力，并在参与旅游发展中受益。另一方面，支持石椅羌寨扶贫教育，通过助学金、政府贷款等政策支持羌寨居民提升学历，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考虑民族村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还应特别关注特色民族文化的保护。由于民族社区具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群体，其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局限性，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需要一定的能力，只有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属性才能以扬弃的视角看待文化，在文化入侵等危险环境中从容应对。因此，文化教育对民族村寨具有特殊意义和必要性。

4.2.4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保障居民政治权益

健全的规章制度是保障社区居民权益强有力的武器。一方面，石椅羌寨虽存在“潜在”的村规民约，依靠内在的道德标准，抑制了不正当竞争，维持了旅游市场秩序，但无法从法律上保障居民应有的权益。因此，需要完善和落实以下规章制度：（1）土地征用、补偿、土地流转、果树果林等旅游资源的使用规定及实施措施；（2）民宿、酒家等个体户合法经营管理条例；（3）保障社区居民合法分配旅游红利等各项权利的规定；（4）社区居民合法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的规定。尤其要关注在民族旅游管理中常出现的民族间交流问题，更应有明确的条例约束游客的行为，以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石椅羌寨的2个合作社：水果合作社和旅游合作社并未受政府认可，在旅游监督与维护居民利益方面起到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为进一步挖掘和放大合作社的作用，必须转变合作社的性质和职能。合作社应该承担起草经营计划、组织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村寨旅游对外营销宣传等职能，真正发挥合作社合作生产的组织协调价值与职能。县政府等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大支持力度，包括部分权力的下放、经费的拨付、指导管理等。此外，针对居民信息失权现象，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发布机制，不定期向村寨居民公布乡村旅游相关政策及发展动态，搭建居民参与社区旅游规划、建言献策的平台，提高羌寨居民的政治增权感知。

4.3 不足与展望

民族社区旅游增权问题是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研究从乡村振兴角度出发，以社区居民视角进行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尽管课题组对石椅羌寨的增权现状进行了多方面调研，但由于石椅羌寨内部利益关系较为复杂，课题组受制于调研时间有限、理论知识储备及逻辑思维能力不足，研究深度有待提高。二是尽管石椅羌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本研究只围绕此案例地展开研究，缺少横向比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本课题组将持续关注民族社区旅游增权现状，对增权问题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或将得到更具一般性的结论和应用价值更高的增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