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曾勋

12月21 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布讣告，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傅高义是哈佛大学与中国各界关系最密切的“老朋友”之一。1979年，他研究中国的专著《先走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将中国及其改革开放的事迹介绍到了西方国家。

“邓小平如果还活着，会肯定习近平主席对反腐的贡献，同样会重视经济问题，继续改革开放。”傅高义一生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是与时俱进的，如他自己所说，也是“不偏不倚”的。他摘掉了西方人的“有色眼镜”，将一个真实的、奋进中的中国，介绍给了世界。

2000 年以后,傅高义开始创作《邓小平时代》，这一时期他频频奔波于巴蜀大地收集资料、采访人物，与这里的水土、友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爱吃川菜的“洋专家”

1930 年7 月，傅高义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60 年，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傅高义回哈佛大学探望朋友，一名东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如果学了两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书。

傅高义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傅高义后来回忆说，“她在语音上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该更高一点”。

傅高义的英文名是Ezra Vogel，Vogel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像中国的“fugao”。傅高义曾表示：“‘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此后50 多年，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中国的观察研究中。

“了解亚洲的关键是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2000年，70岁的傅高义退休后，开始完成他的宏愿——写一本邓小平的传记。为此，他还专门走访过邓小平的家乡广安。

“官方记录傅高义曾两次到访广安，分别是2006 年和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2014年。实际上，在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后不久，他曾来过广安，只不过那次没有惊动官方。”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钱奇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回忆说。当时，傅高义和一个朋友从成都过来，他实地走访了邓小平故里，并查阅了一些会议记录和口述历史。第二天便离开了广安。

“那会儿我还在电视台工作，没有到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钱奇说，自己负责给傅高义一行安排了吃住，吃的都是本地的川菜，没有安排西餐，傅高义喜欢吃川菜。

“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广安当地的群众和干部都觉得他很友好。”令钱奇印象最深的是傅高义的中文非常流利，与本地人交流一直说中文。“不过那次傅高义到访还是有点遗憾，因为我们这里的资料确实有点少，这也促使我们加大了力度收集关于邓小平的各种史料。”

2014 年后，钱奇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跟傅高义有过一次见面。傅高义送给了钱奇一本《邓小平时代》，扉页上用中文签上了“赠给广安的钱奇同志”，并落下了傅高义的英文签名。

2013 年初，《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出版发行后，傅高义来到重庆。在机场，83 岁的他向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川、重庆产生了这么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朱德、陈毅……”

周勇思考了一天之后，向傅高义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一点是：“明末清初时湖广填四川，这里来了很多移民，移民有开创精神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傅高义认同这种解释，认为“美国也是移民国家，移民有创造性”。

在重庆时，工作人员还担心傅高义不会用筷子，午餐时给他递上刀叉。而傅高义摆摆手，用筷子夹起一块麻辣肉片说:“筷子我用得很熟练呢。”众人有些惊愕，见此，傅高义更是得意地说：“我还能吃辣呢!川菜的味道我很喜欢。”

有人情味的“中国先生”

“拜登当选总统将给中美关系改善带来新契机，为了保持两国关系稳定，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三种层级的合作机制，即两国领导人层级的合作机制、专业层级的合作机制以及工作层级的合作机制。”2020年12月初，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远在大洋彼岸的傅高义通过视频展望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国媒体上露面，而他与中国的缘分，也让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这名“中国先生”。

得知“中国先生”这个称呼后，傅高义曾谦虚地表示：“其实比我了解中国事务的外国专家多得很，我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分特别有兴趣，做了些研究而已。”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与傅高义教授相识于1996 年。此后的20 多年里，他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吴心伯回忆说，傅高义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80 年代曾到广东从事半年多的考察，研究广东的改革开放。

最令吴心伯印象深刻的是，傅高义的研究方法和风格颇具“人情味”，这一点和当下美国学者非常不一样。“有些美国学者是完全无法沟通的，因为他们居高临下，或者对中国的偏见非常深、态度也非常强硬。”吴心伯说，“但傅教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我和他也会有不同意见，也会有争执，但他不会意气用事，始终给人一种平等的态度，会认真地聆听我的观点。”

“我要写的其实不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我更想告诉读者的是：30 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傅高义曾称，“传世”两个字，就是他写这本书的全部“野心”。他希望几十年后，人们如果想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他们会觉得读《邓小平时代》是个不错的选择。

“傅高义是一名有探索精神的学者，他的写作倚重实地调查与人物采访，所以《邓小平时代》中有一些新鲜的信息。他的行文很客观，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没有掩饰对邓小平的钦佩。”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非常关注《邓小平时代》，他向记者介绍说，“傅高义是东亚文化研究大家，《邓小平时代》跳出了通常的政治文化语境，而以西方人的眼光、世界性的眼光来打量、审视，同时也是仰望一个东方传奇性政治人物，令人耳目一新，娓娓道来而又惊雷滚滚！”

“这些学者型的‘外交使节’的斡旋、撮合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向以鲜表达了对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担忧，“随着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如费正清、傅高义这样抱着文明相互了解合作的研究者青黄不接，也是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的一种征兆吧。”